人格典范与道德培育
—对吴雷川墨学思想的反思1
褚丽娟
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性转型的进程中，到底该如何塑造国民性，如何培育“好”的道德？是摆在20 世纪初由士大夫转型而来的知识分子面前最紧迫的问题。经历了“器物改造”、“制度改造”的“失败”之后，他们迫切认为“人的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完全人格”的目标也由此成为20 世纪上半叶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
本文将以清末翰林吴雷川（1870—1944） 在1940 年的大作《墨翟与耶稣》为主要文本，尝试探讨吴雷川提出的培育完全人格的途径——以墨子和耶稣二圣的人格作为道德榜样这一主张，反思吴雷川的墨学思想。
吴雷川在1898 年就高中进士，被清廷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清廷在1905 年废除科举后，鼓励士绅返乡办新学，吴雷川缘此而于1906 年担任了浙江大学的前身——浙江高等学堂的校长，他在这里采用了较多的新式教育理念，包括聘请有留学背景的人士担任教员，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有了重要突破，并取得显著效果，因此在1910 年，清廷授予他翰林院编修以资奖励。清朝灭亡后，他曾短暂出任过杭州市长（1911 年）。后来吴雷川主要在大学工作，因在19？年皈依基督教，所以他的教育活动基本是在教会大学展开。又因其翰林身份，在政府中颇有影响，迫于“非基督教运动”和“本色化运动”的压力，1929 年，燕京大学请他代替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这是燕大历史上第一任华人校长。2
《墨翟与耶稣》出版的时间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吴雷川作此文的动机乃是“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世”（引自《韩非子·五蠹》），即寻找国家遭凌，外侮侵略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生病了，其病因在于自己，症结概括为：私有制、腐败、骄奢、不诚实四点。吴雷川认为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重点批评当时的党政要人以追求财富为人生之旨，由此滋生出严重的弊害——腐败。对此，吴雷川认为，改造社会必先改造人心，而培育完全人格，需先树立人格典范。他认为墨子同西方的耶稣“ 同具宗教的精神，同抱改革社会的宏愿，他们的理想，至今还能应付时代的要求，尤其是他们的人格，足为现今中国人效法的模范。”（吴雷川：327）吴雷川将墨子的人格特征总结为：爱、义、勤、俭。墨子的兼爱思想从国家层面看，墨子正是以刻苦自己为爱众，谋求人类的幸福。因此，吴雷川呼吁社会各界精英以墨子为榜样，以天下为公，敢于以牺牲的准备服务于人民。从个人层面看，兼爱是克服人与人猜忌、忌恨、欺诈、虚伪等弱点，培养诚实品格的不二法宝。墨子正是以爱和义的践行者垂范后人，给时人指出了效法的方向。
吴雷川作为民国时期汉语基督教领域的代表人物，他的墨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墨翟与耶稣》一书中。他认为墨子具有同耶稣一样的伟大人格，以墨子的人格为典范，能够培育道德，改造人心，进而能够解决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这一认识应该置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在转型进程中时人寻找国家出路来理解。墨子正是处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制走向王朝专权制度的转折期，这种社会变化带来的动荡和迷茫，让民国时人在面对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裂变中感同身受，民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传统的精神力量以走出困境，墨学恰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性内涵，这也正是墨学复兴的重要因由。曾庆豹指出，“对吴雷川而言，我们的个体性实存与社会或礼制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改革人格当然也是益于改造社会的，所有以改造人格为旨的即是以改造社会为终的。”3
事实上，吴雷川思考的人格典范主张，通过树立人格典范培育道德，无论是中国传统里还是西方文化中，都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手段，而历史上对人格典范的作用的怀疑和批判声从未止息。
今天我们再借用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等现代心理学关于道德养成的理论，可以对上述方案的效果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人格典范有效作用于道德的培育，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典范树立的体制和环境保障；第二、示范者具有典型性；第三、倡导者以身作则，知行合一。否则，当社会的现实环境与人格典范所确立的方向完全背离，同时又乏体制的保护时；当示范者典型性不足，甚至具有欺骗性时；当倡导者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甚至知行分裂时，人格典范不仅不可能积极影响道德的培育，甚至会产生强大的反向力。联系到吴雷川所处时代的具体境遇，无论社会风气，示范者本身和领导人的人格行为等方面进行逐一考察，可以看到当时的民国社会并不具备人格典范对道德培育发挥效用所需要的条件，因此收效甚微。
心理学的理论从外界原因论证了吴雷川改造社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吴雷川主张本身是需要补充的，就道德培育这一问题，墨子思想提供的资源决不止于人格典范这一点。
如何挖掘墨子的思想资源，？阐释学的“重构”（Rekonstruktive）概念在此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依据。4 重构即在面对文本进行理解活动时，需要知道如何将这一文本的意义运用到我们现实的境遇之中，要知道过去的文本如何对我们今天的问题“讲话”。罗哲海（Heiner Roetz，1950—）认为：“‘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理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加以充分利用。”5 这即是说传统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深刻的意义，需要我们今天的眼光和问题与过去对话，从而激活这些资源。对过去思想的“重构”，最重要的是要将以往的思想包括在当代的问题意识和活的思想当中。
吴雷川在70 多年前提出以墨子人格培育国民道德这一主张注定会失败，不光因为从现代心理学之一隅考察后而得。笔者认为，就墨子（墨家）德育思想本身而言，若以“重构”的立场，沿着吴雷川思考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重新挖掘墨子德育思想，兼爱平等观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实现这一“美德”则须借助于以《墨经》为代表的逻辑思维。
与儒家较之，墨子道德培育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平等观”。尽管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中强调了兼爱，却未能抓住其本质——平等观。诚然，孔子从“道义逻辑”层面曾探讨过仁爱的“平等”，如“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找到一个从自身角度出发，学习怎样爱人的方式，然而比起孔子，后世儒家更强调“伦”、等级、秩序。在继孔子之后，墨子向“平民精神”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二千余年的中华文化注入最富现代意义的“平等”色彩。
墨子的平等观，体现在他在仁爱基础上提出了“兼爱”。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而后反思，看到了基于亲疏推导的仁爱，天然蕴含着差等属性而可能带来的风险，由此提出兼爱。兼爱相当于平等地爱一切。“ 兼”具有周遍、整体、全部的意思，兼爱强调要爱推广到人的外延的全部。《墨经·小取》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谓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周爱，因谓不爱人矣。”即爱人，必须周遍地爱所有人才可以说是爱人，说不爱人，不依于周遍不爱所有的人。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都在思考道德培育的问题，但两家对于什么是美德或者说道德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儒家来讲，道德的核心内容大体可概括为“仁”，以及由“亲”而推导出了“慈”“孝”“忠”“义”等内容，作为道德标准。墨子发现了他那个时代儒家伦理遭遇了现实危机，人际关系普遍恶化，造成社会各层面的混乱。《兼爱》上中下三篇中从各个层面和各种关系指出当时的道德危机与社会乱象。在此情况下，如果还提倡基于血亲关系的仁爱，那么对于血缘之外的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避免呢？这正是墨子提出兼爱的出发点，他的新伦理需要突破血缘和基于血缘而建立的关系社会的拘囿，将陌生人与血缘关系之外的族群和国家纳入思考的范畴。对此需要置于历史的、全球的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当代全球化的格局，制度和技术都将人类推到了一个新的生存境况，面对这种新的生活变迁，如何重新建构一套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相处的关系模式，几乎成为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作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墨子对人类超越血缘关系之外的人际、族群、国家等诸种关系的思考而提出的兼爱，对今天在解决不同人群、族群、国家等的冲突时，提供了理论的资源。具体到中国当代语境，兼爱平等观提供了建设法治社会的古代思想资源。6
如何培育具有兼爱平等观的公民？跳出吴雷川等民国知识分子提出的“人格救世”思维，“国民性”培育不仅要思考培育的内容，更要探索培育的前提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学会如何思考比思考什么可能更重要。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墨子（墨家）留下的《墨经》中的逻辑思维，作为一种“思考的技艺”，在今天的公民道德培育中理应受到重视。7
与儒家以道德说教见长相比，墨家重视逻辑的作用。《论语》偏于道德诫命，但《墨子》一书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首先考察以“墨学十论”为主的墨学伦理思想，每一个观点的展开，基本是“现象——问题——举例——论证——类推——结论”这样的结构，其中的环节会所有调整，但基本是有清晰的逻辑论证。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三表法”，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真假的标准，即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墨子》一书里还包括了《墨经》的内容，其中包括《大取》《小取》《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6 部分，自胡适以来经过20 世纪下半叶的系统整理、研究，以孙中原、杨武金为代表的当代学者指出《墨经》包含推理论、概念论、命题论和规律论内容，证实墨家辩学自成系统，是为逻辑学。
逻辑是思想的方式和技艺，而墨经逻辑作为人们认识科学真知的工具，在先秦时期，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技艺，其精彩之处在于为如何改变精神世界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种原型。墨经逻辑对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直到汉晋思想家都曾经产生过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墨经逻辑，就不可能引发各家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思考，墨经逻辑直接影响了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8
从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滞缓与逻辑的关系，以及墨经逻辑在先秦的影响力，可以看到，墨子（墨家）思想体系中可供我们汲取的道德培育的资源中，逻辑作为思想的技艺，是道德伦理建构的基础，正因如此，要想实现良好的道德培育，教会人们思考和判断、甄别和选择，必要的逻辑训练是不可缺少的。从当代公民素养培育的角度来看，基本的逻辑训练，是培养公民具有基本素养的前提之一。因此， 美国研究生院GMAT\GER\LSAT 考试中都设有逻辑考试的内容。这种逻辑考试在西方叫作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或分析性逻辑（analytic thinking）， 又称非形式的逻辑（informal logic），主要是关于人们日常思维与科学推理的逻辑学科。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这种非形式的逻辑与墨经逻辑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可以被看作关于思维论证的逻辑。9 当然，从今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来看墨家逻辑，其关键意义不在于逻辑内容本身，也不在于对当代中国学术的逻辑学研究的史料价值，而是在于提醒我们，在道德培育中，理应重视逻辑思维的基本训练，将其作为现代公民道德培育中最基础的必修内容。
孟子曾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提供思考周遭世界的活的框架比教授具体的技巧更重要。转换到今天的语境，就是在道德培育中，不仅要重视培育什么样的道德内涵，更要重视培育分辨善恶是非的思考能力，这其中运用逻辑的能力进行理性思考问题是重中之重，遗憾的是以往教育中这一点常常被忽视，同样，吴雷川也未能意识到墨子及墨家思想中的逻辑能力在人心改造、道德培育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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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褚丽娟，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原文发表于《孔学堂》2018 年第1 期。
2 吴雷川的研究情况，此处从略，可参看拙作发表的原处。
3 曾庆豹，《墨翟与耶稣：吴雷川著作集（二）》，新北：概览出版有限公司，2015，xl。
4 对于“重构”概念的研究，国内学者李雪涛在其“‘误解的对话’：试论汉学研究的阐释学意义”一文中有充分的讨论，
见李雪涛著，《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新星出版社，2014 年，第1-42 页。
5 罗哲海著，《轴心时代的儒家伦理》，陈永明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第7 页。
6 具体内容从略，请见原文出处。
7 此处内容受到北外历史学院王立志（1972—2017）副教授的启发，鸣谢以追怀。
8 杨武金，《墨经逻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4 页。
9 《墨经》中提出的“辟”“侔”“援”“推”等推论方式完全可以用来分析国外的非形式的逻辑问题。（杨武金：《墨经逻辑
研究》，第1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