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1*
文◎李雪涛
Arduum res gestas scribere. (Cat. 1)
— Sallust (86-34 BC)
历史很难写。（《喀提林叛乱》）
—萨卢斯特（前86—前34）

一

本书收录了我近年来翻译和参与撰写的有关世界史、德语东亚研究、历史哲学的七篇研究论文，从“作为方法论的全球”、“德语世界的中国历史建构”、“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与文化”以及“ 历史哲学”等四个方面对“东亚研究与全球史的建构”予以了充分的阐述。本书绝不是德语世界有关亚洲史、中国史的研究集萃，而是试图将德语世界有关亚洲的研究与全球史结合起来，并根据德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自古以来德国对东亚的跨文化感知与书写作一个全面的梳理，并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加以阐释。
   我将《从普世史、世界史到全球史》一文作为本书的导论，因为此文很好地梳理了世界史的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腊碧士（Alfons Labisch, 1946-）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医学史专家，曾担任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校长多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全球史研究院也是在他的倡议下于2014 年12月建立的。在他与我合写的德文文章中，我们从“轴心时代”的定义和“多元现代性”的概念chufa，确定了北外全球史研究院的理论基础，同时从全球史的角度提出了我们处理历史学的时间、空间、主题和方法。
   西方对中国知识的关注，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汉学”。德国著名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 1948-）的《论汉学及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一文将中国知识放在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下，从界定、历史、人类学、语文学以及当代的意义予以了系统的阐述。施寒微曾经多年任教于慕尼黑、哥廷根以及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其后任沃尔芬比特尔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馆长，因此他不仅在思想、方法论方面占据优势，同时也在文献方面拥有极大的便利。
   “德语世界的中国历史建构”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95 年曾经以《18-20 世纪德语世界史中的中国》（China in der deutschen Weltgeschichtsschreibung vom 18. bis zum 20. Jahrhundert. 1995）为题做过博士论文的裴古安（Andreas Pigulla, 1957-）博士在《德语世界早期的中国历史书写》一文中，对游记和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历史描述、启蒙运动的观点、19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认识，以及中国通和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描述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梳理。在裴古安批判性的叙述中，破除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进步史观的世界史叙事，正是中国历史的介入，挑战了那种有着高度同质性、连续性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西方历史学观念。
   余凯思（Klaus Mühlhahn, 1963-）教授在《德国汉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中，其实要解决的是一个涉及方法论及理论方面的有关历史学的根本思考：是否以及怎样使中国研究远离那些不经思考的目的论式的宏观理论，脱离那些对历史发展的规范化的想象。通过分析二战后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社会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等人的几篇有影响的有关中国史学的诠释及描述方法的论文，可以看出这些史学研究方法是与19 世纪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以及20 世纪初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史学哲学理论的影响分不开的。德国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的汉学研究不仅有很大的自创性，而且其诠释理论及诠释法在二战之后大大影响了欧洲及美国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探讨。
   具体深入到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之中，来梳理当时的东亚观，并进而将欧洲人对东亚陌生文化不同理解的路径进行比较研究，这在戴默尔（Walter Demel,1953-）教授的《欧洲近代早期的日本和中国观—欧洲人对东亚陌生文化不同理解路径的比较概论》一文中得到了实现。作为资深的欧洲历史学家，戴默尔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欧洲近代早期历史，而利用欧洲当时的文献对欧洲人的日本与中国观予以梳理，阅读多种当时语言的能力是大部分东亚学者所不具备的。戴默尔从欧亚最初的相遇和各种不同的认知开始，系统、细致地梳理了欧洲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外貌描述、性格与风俗、军事道德、手工业与艺术方面的能力、理智能力以及教育水平、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欧洲近代早期对东亚的发现史是欧洲殖民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戴默尔同时也特别关注欧洲近代以来对东亚民族的接受史以及种族理论。
   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汉字在古代已发展至高度完备的水准，不单中国使用，在很长时期内还充当了东亚地区的国际交流文字—20 世纪前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国家官方的书面规范文字。在对汉字的理解方面，陶德文（Rolf Trauzettel, 1930-）教授的文章《汉字是以何种方式而成为象征符号的？》则另辟蹊径，从欧洲的历史符号学的角度对汉字与中文中的符号进行比较研究。因此这篇文章根本不是收录在一部汉学的论文集中，而是选自史泰格迈尔（Werner Stegmaier, 1946-）教授主编的《符号艺术—符号与阐释》（五）一书中。2 如果将汉字系统放入一般符号学中来看待的话，究竟会是怎样？
   多年来我一直非常重视历史哲学，因为撇开了历史哲学，整个的历史研究就缺乏了灵魂。我们不仅要有对历史的理解，更要有对历史学的理解，这便是所谓的历史哲学。近年来在德语世界中活跃的历史哲学家就有吕森（Jörn Rüsen, 1938-）教授，他在《对历史哲学的几点认识》中，对坚持实证特征的历史学的前提和基础进行了哲学的思考，认为这些前提连同其方法论的认识程式是无法从逻辑的理由中充分地推断出来的。他认为，历史学专业更需要对其基础进行反思，而这样的反思又使得这一专业必然接近哲学。人们为了理解当下，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于对付认同与他者差异的张力之中。历史思维构成的实证性维度、形式维度以及功能学维度是我们今天历史研究的前提。这些哲学思考对于历史学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整体来看，这七篇研究文章，既有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索，也有比较抽象的历史哲学研究，以问题、思潮和代表学说、方法为主线，打破单一学科的界限和分类，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无论如何，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史料、史实的堆积，对历史的理论和哲学的理解才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所在。尽管余凯思表面上在梳理德国汉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实际上是在解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历史上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人物的“传统史学”。戴默尔关于欧洲早期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描述，包括对亚洲人信仰、爱好、风俗乃至身体的描写，都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叙事范畴，而这些能揭示东亚社会状况不同的关键点，是传统史学很少去关注的。这七篇文章也很好地体现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作者中既是汉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的有施寒微、余凯思和陶德文；戴默尔和裴古安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欧洲的历史；腊碧士是医学史专家，他更多地强调欧亚之间的知识迁移；吕森在历史哲学、历史记忆等方面卓有成效……因此，这样的一部论集真正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封闭、狭隘和支离破碎。七位学者中的六位虽然都从中国历史或东亚历史出发，但他们却讨论了更加广泛的历史学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在汉学之内。换句话说，包括汉学家在内的这些历史学家，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东亚历史有所说明，而在于对历史学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 1934-）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在求同中认识到“这些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中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思想和行为重合或呼应的那些反映跨文化和人类内在特点的方面。”3 此外，从这七篇文章的标题也同样可以看出，法国年鉴学派所重视的两个特点：一是总体史的观念，二是强调问题史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4 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来说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5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一定是从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出发，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并且从整体上对历史进行把握，同时强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

二

德语世界的世界史书写，特别是有关东亚历史的书写，尽管所反映出来的是“他者”的历史，但却是德语世界整个世界史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汉学家撰写的几部重要的中国历史著作，都是“世界史”（Weltgeschichte）中的一本或其中的一部分。18 世纪德意志哥廷根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伽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1727-1799）在他于1761年出版的著名的《普世史手册》第一卷（全名为《以从创世到今天的绝大部分帝国与国家起源整体为依据而编篡的普世史手册》，第一部分出版于1761年，第二部分1764 年）中，就以345 页的篇幅来描述中国。61910 年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出版了他的《中国历史》（Geschichte Chinas,1910），这是德国著名的三卷本《乌尔施泰因世界史》（Ullsteins Weltgeschichte）的一部分。孔好古运用民族志学的方法，对先秦史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莱比锡的另一位汉学家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于1948 年在柏林出版了《中国历史》（Die Geschichte Chinas. Berlin, Volk und Wissen, 1948）。这是一家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当然中国历史只是其整体世界史的一部分。慕尼黑的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 1914-2011）和陶德文共同撰写了《中华帝国》（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1968）。这本书是“费舍尔世界史”系列中的第19 本（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d 19）。这一系列的有关中国历史的德文著作，都是当时所认为的世界史的一部分。尽管这些世界史著作卷帙浩繁，但基本上都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在叙述的时候以欧洲为中心，以一种线性的发展逻辑否认世界的异质性和文明的多元化；二是将各地历史简单地叠加在一起，缺乏相互的关联性，更谈不到相互间的互动；三是基本上以地区、民族或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读者很难对所谓的世界史形成一个整体观。
   这些由汉学家建构的中国历史，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德语世界的研究者对他者的想象、建构、阐释的模式。因此，世界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反思自我、反思历史的一种重要视角。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殖民主义产物的民族志学/人类学，在经历了解构之后，文化上的他者、异族不再是被征服的对象，或是与动物并列的研究客体，而获得了重要的建构意义。因此，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外部思维”（Das Denkendes Au.en）视角，为反思主流话语、经典建构机制提供了基础。7
   本书以德语世界的世界史研究、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为出发点，从研究方法、理论以及实例举隅三个方面，展示了德语世界过去几十年来在东亚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传统史学的许多学术框架都在随着问题意识的改变而改弦易张，从关注局部或民族国家转向关注全球。这些研究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 跨文化的视野。因为要研究东亚，因此研究者很容易打破国家的界限，进而实现跨民族、跨文化等的历史研究观照。2. 整体观。将东亚的文化历史置于更加广阔的相互关系的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确保不因由于关注细枝末节而错失对历史的整体观察。3. 互动观。将东亚历史置于中德乃至亚欧的动态交往的网络体系中加以理解。4. 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论。正是在对东亚历史的建构中，研究者渐渐开始从思想观念、研究视角、历史叙述等层面反思进而解构西方中心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讲，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摆脱历史学的狭隘地方主义，并由此出发超越各种地方中心论的思想。5. 跨学科的方法的运用。在这些德语国家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历史学、语文学、人类学、图像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被借鉴到了东亚历史文化的研究之中，这也体现了这一研究的活力和多样性所在。
   目前学界尽管有了所谓国别汉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从学科归属上来讲，这些成果还是处于宽泛的中国文化研究范畴。本书是在历史学学科方面，特别是在全球史与东亚历史建构方面的初步尝试。其实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存在着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关联，一旦打破世界史与中国史学科上的壁垒，整个历史学科的图景将予以彻底改变。8 从学科上来讲，我们当下确实需要一种包括中国史在内、超越国别史的视野、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全球史”。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历史学中踏实学风的重要性。尽管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从世界各国的史学新理论、新方法中汲取养分，但一种标新立异、浮夸不实的学风是并不值得提倡的。余英时（1930-）先生说得好：“近代西方史学的突飞猛进决不能完全归功于新观点、新方法，其基本功力的长期积累更值得我们的注意。从古代碑文的著录，档案的保存和整理，各种史籍和专辑的编纂到无数的专题研究和学报论文，这些都是西方史学的功力的具体表现。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坚实基础的存在，新观点、新方法才有施展的余地。”9 因此，没有史料基础的史学是空中楼阁，而没有史观建构的史学终难完成。
   相比于汉语世界的历史学家，这几位德国的历史学家的贡献在于从另一种文化立场出发，对中国历史予以观察和研究。这样一种他者的视角，对于大部分汉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具有互补性和参照性，为我们的同主题研究提供了他者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清代学者郑世元（18 世纪）有诗曰：“他山有砺石，良壁逾晶莹。”（《感怀杂诗》）借助于新的方法，使得中国历史的资源被激活，经过重新解释和系统化，赋予这些历史材料以新的具有创造性的意义。
   此次将这些翻译的文字集成一本书，趁这个机会我又将所有的文章对照着德文原文校对了一遍，更正了一些在第一版时的错误。感谢各位原作者允许我将他们的译稿重新编成这样一本小书，也感谢诸位译者。感谢我的博士生薛晓涵同学，仔细校阅了中文的译文，同时帮我做了详细的人名索引。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对本书出版提供的资助。也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孙立新教授为书稿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建议。《荀子·修身》中有一句话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吾而当者，吾友也。”由于本人的学识有限，期待着读者从各个方面提出批评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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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本文系李雪涛教授为《东亚研究与全球史建构—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一书撰写的“前言”，此书将于近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出版。
2 Werner Stegmaier, Zeichen-Kunst, Zeichen und Interpretation V.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9.
3 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中文再版序”，第VIII 页。
4 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40 页。
5 转引自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191 页。
6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Handbuch der Universalhistorie nach ihrem gesamten Umfange bis auf unsere Zeiten fortgesetzt; des zweyten Theils erster Band: Nebst einer vorläufigen Einleitung, worin das Verzeichnis der Geschichtsschreiber bis auf die neuern Zeiten fortgeführt word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1764.
7 Cf. Michel Foucault,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GmbH & Co. KG, 1974. S. 57.
8 相关的研究见：江湄《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载《全球史评论》
（第七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12 月，第193-219 页。
9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收入：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2005 年，第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