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
文◎ 柳若梅
2015
《史记》早在俄罗斯汉学起步的18 世纪就传入俄境，俄文全译注释本《史记》是世界上惟一一种欧洲语言的全文译注本，《史记》自l8 世纪进入俄国直至21 世纪被全文俄译注释的过程，折射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轨迹。
一、《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
17 世纪起俄国有了关于中国的确切描述。18 世纪彼得堡的中国藏书量为欧洲之巨，《史记》已在其列。19 世纪俄国向中国派出的东正教使团开创了俄罗斯汉学蓬勃发展的局面。1818 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要求为使团图书馆收集图书。到1889 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已拥有中文图书近八百册，其中虽无《史记》全本，但却藏有明代凌迪知摘录《史记》字句、按类编次而辑成的《太史华句》。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的藏书并非全部留在北京成为日后使团图书馆的馆藏内容。在使团设立图书馆之前，使团成员的个人藏书，大都在他们归国时带回俄国，形成了目前俄罗斯各地各类图书馆中文善本的重要来源。如由喀山大学派出随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入华的瓦西里耶夫回国时也带回不少中国书籍。瓦西里耶夫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编写的讲义《中国文献史资料》中介绍中国典籍，其中“史部”第一种便是《史记》，为司马迁《史记》与裴驷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的合订本。1974 年，苏联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总编室出版了《斯卡奇科夫中文写本和地图目录》，收入斯卡奇科夫相关收藏333 种。目前斯卡奇科夫藏书的中文写本和刻本分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莫斯科）手稿部和东方部。其中写本约900 种，包括司马迁《史记》之《天官书》。该书应是斯卡奇科夫1848—1859 年间在北京生活期间收藏，是他了解和研究中国天文学的重要资料之一。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由北京带回俄国的中文和满文书籍，其中受委托订购书籍大都藏于彼得堡科学院、大学图书馆或个人，使团成员在京的个人藏书则在回国后卖给了俄国一些机构。因此，这些藏书去向不一，目前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是两处主要的收藏地点。
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中文写本和善本书目中，据1941 年登册记载，该馆藏有《史记》一函，共8 册，为第1—17 卷，来源于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布罗塞的收藏。著录内容为：“刻本，非全本，存1 函，8 册（1—17 卷），原为130 卷。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5 年），注释者裴驷（宋）、司马贞、张守节（唐）。刊印者为陈子龙（字卧子）和徐孚远（字闇公），素位堂板。……目录中明确著录其《史记》非全本，只存一函8 册17 卷，该书其余卷册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据此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73 年出版的中文善本书目中查找，其中《史记》刻本与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藏《史记》可以相呼应。两相对比，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藏《史记》，只存包含1—17 卷的第一函计8 册，而此处存三函24 册计113 卷，非全本是由于缺少第1—17 卷。两者均明确著录为含《史记》三家注并徐、陈《史记测议》本。由是观之两者合二为一可成一套完整《史记》。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另藏有两种《史记》残
本。其一为前述藏本的副本，但只有18 册120 卷，
缺47—57 卷。其二为《史记》三家注本，只存一函
8 册58 卷，缺47—104 卷。除《史记》外，该馆还
藏有广雅书局1887 年版的梁玉绳《史记志疑》全本
（计24 册36 卷）和民国版（1924）的崔适的《史记
探源》。
二、《史记》在俄罗斯的翻译
（一）俄译《史记》的历史
俄国关于《史记》的最早翻译见于18 世纪。维廖夫金1786—1788 年间在彼得堡摘译出版的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的15 卷本《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道德、习惯之记录》，在第五卷中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以及《史记》一书。19 世纪之前的俄国，汉学处于酝酿的萌芽阶段。1807 年入华的俄国东正教第九届使团团长比丘林在1851 年出版的三卷本《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中的第二卷中翻译使用了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
苏联时期，俄译《史记》一直是1930 年成立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内容。科学院士阿列克谢耶夫节译的《史记》多次出版。其《史记》译稿共17 篇，大都为《史记》各篇总括性内容的部分，涉及五帝本纪、项羽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等。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不同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研究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并由此关注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变法运动，逐渐形成了苏联汉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陈胜吴广起义的汉学家佩列洛莫夫，在完成关于陈胜吴广起义的学位论文后，于1958 年翻译发表了《史记· 陈涉世家》。
二战之后，1956 年，翻译家帕纳秀克翻译出版了节译本《史记》，包括“列传”部分之17 种。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越特金酝酿全文俄译并注释《史记》。在原本选用上，越特金选用了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黄善夫本，并结合1959 年中华书局以金陵局本为底本的顾颉刚注《史记》为蓝本进行翻译。他与塔斯金合作，于1972 年推出新版俄译注释本《史记》第一卷，1975 年推出第二卷。此后越特金独立翻译《史记》其他部分的内容。在1995 年去世前，越特金出版了《史记》俄译注释本至第六卷。其后人先后于1996 年和2002 年推出了《史记》俄译注释本的第七卷和第八卷，《史记》前110 篇俄译得以问世。2010 年越特金诞辰百年之际，俄译注释本《史记》第九卷问世，从而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欧洲语言全译注释本《史记》诞生。2001 年和2003 年出版了越特金和塔斯金合作翻译的《史记》俄文译注本前两卷的修订版，修订内容包括《史记》俄文译注本的前12 篇。
（二）不同时期俄译《史记》的特点
俄罗斯翻译《史记》的百余年历程折射了俄国学术文化和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标准语的变迁，反映了俄罗斯汉学家和史学界对“翻译”理解的变迁。
18 世纪下半叶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成长的突变期，出现了钱德明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介绍的俄译，《史记》在丰富俄国关于外部世界的国家、民族、伟人的知识的同时，为俄国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参照。19 世纪30 年代起，比丘林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大量书籍，为俄国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依据。由于“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在比丘林著作里作为介绍中国边疆民族被转述借用，因而这里的翻译与当今的逐字逐句翻译差别很大。另外，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比丘林的翻译常常比较随意、不准确、存在漏译，使用的是半教会斯拉夫语的风格”。这是当代苏联学者比较认可的一种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列克谢耶夫和帕纳秀克俄译的《史记· 列传》出版。其译本着意于作为中国纪传体文学的开端的《史记》，翻译风格上也属于不做史学注释的文学翻译：面向一般读者、注重再现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拘泥于原文的文字，进行了适当的改编。1960 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拉德建议越特金在《史记》的翻译中应注重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关注司马迁的史观。越特金完全接受这一见解，在俄译《史记》时做详细注释，为俄语读者再现司马迁所处的历史语境，形成与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史记》的方式相一致的服务于研究的学术翻译。
自欧洲人进入中国起，《史记》就被看成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文献。俄罗斯人利用与中国接壤的便利，近三百年间积累下各种不同版本的《史记》，这些版本的甄别有待于中国学者的进一步挖掘。俄罗斯翻译《史记》的历史，反映了俄罗斯人接受中国文化的历史轨迹。《史记》俄译本为我们展开比较史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翻译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难得的、重要的研究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