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二百年
文◎ 耿 昇

2015

   二百年前的1814 年（清嘉庆十九年），是法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世（L．S．Xavier，1755—1824）成功复辟，波拿巴王朝的拿破仑（N．Bonaparte，1769—1821）皇帝被放逐到意大利的厄尔巴岛；在学术文化方面，重大的事件则是法兰西学院创设了“汉学讲座”，这是汉学首次进入西方大学的殿堂。二百年来，尽管该讲座四易其名，但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它不仅影响了欧洲及整个域外的汉学研究，而且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互相理解。

一、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
   1814 年，法兰西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萨西(S.d. Sacy，1758—1838）经过多方游说和周密安排，出版了自1776 年起就陆续推出的由入华耶稣会士们撰写的《中国杂纂》第17 卷；并利用这种有利的气氛以及他在法国“东方学”界的声望，推动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于1814 年12 月11 日作出决议，在该院开设“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讲座”（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通称“汉学讲座”）课程，由年方二十七岁、虽未到过中国但却对中国医学有研究的雷慕沙（A. Rémusat，1788—1832）执掌教席。
   法兰西学院开办“汉学讲座”，是西方第一次将汉学引入有“文化金字塔”之称的大学。它之所以在法国而不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现，既与法国对东方的兴趣有关，也与法国对开展中法文化交流的热切愿望有关；因此，法国在西方汉学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1253 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 派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G.d.Rubrouch，约1215—1257）出使蒙元帝国，鲁布鲁克的出使报告属西方最早有关中国国情诸方面的著作。1685 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法国又派遣六位号称“国王的数学家”的耶稣会士入华，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小小的“法国传教区”和“法国科学院”，为推动法国对汉学研究的更大兴趣起了巨大作用。这种具有王家钦差身份的科学家传教士入华，在西方亦属首例。1822 年，西方的第一个亚洲研究学会——法国亚细亚学会成立，并发行出版会刊《亚细亚学报》，延续至今。1890 年，法国与荷兰联合创办西方第一份国际汉学期刊《通报》，持续至今。1920 年，由法中两国总统为最高赞助保护人，利用庚子赔款，在法国成立了西方第一家汉学研究所（当时归属巴黎大学，现已划归法兰西学院），并陆续建成了西方最好的汉学图书馆，出版发行高水平的“汉学研究所文库和汉学研究所丛刊”，至今延续。1840 年，法国教育部组建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并于1843 年开设汉语课程，早于西方其他大学汉语教学课程的开设。在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影响和带动下，俄国于1851 年，荷兰于1875 年，英国于1876 年，德国于1911 年，相继把汉学列入大学课程。
   法兰西学院“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讲座” 从雷慕沙始， 到沙畹（E. Chavannes，1865—1918）逝世止，维持了104 年。此时，清王朝已经灭亡，中国进入到民国时代，“鞑靼一满语”不再有理由于该讲座中继续存在了。因此，当马伯乐（H.Maspero，1883—1945）于1921 年执掌该讲座的教席时，便将该讲座易名为“汉语言文学讲座”。此后，该讲座的名称虽四次变化，但讲座人始终被称为“汉学讲席”。尤为可贵的是，无论世界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诸如动乱、战争、冷战），也无论法国经历政治动荡还是经济危机，甚至还与中国有过几次冲突和战争，该讲座却始终不受干扰，不仅顺利坚持下来，而且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在法兰西学院二百年的“汉学讲座”史上，先后共有九位汉学家执掌教席：第一位是雷慕沙，于1814—1832 年执教。第二位是儒莲（S. Julien，1797—1873），于1832—1873 年执教。第三位是德理文（H. d. Saint-Denis，1823—1892），于1874—1892 年执教。第四位是沙畹，于1893—1918 年执教。第五位是马伯乐，于1921—1945 年执教，将讲座易名为“汉语言文学讲座”。第六位是戴密微（P.  Demiéville，1894—1979）， 于1946—1964 年执教。第七位是石泰安（R. A. Stein，1911—1999）， 于1965—1981 年执教；他是该讲座中唯一一位精通汉藏两种语言和文学的教授，将讲座易名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制度与观念”。第八位是谢和耐（Jacques Gernet），于1975—1991 年执教；他是考据派汉学与近代汉学之间的过渡人物，将讲座易名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第九位是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于1991 年开始执教；他是率领法国汉学界走向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将讲座改名为“中国近代史”。
   由于“汉学讲座”开办后形成了轰动效应，法兰西学院在1910 年代、1960 年代又单独为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 和韩百诗（L Hambis．1906—1978）两位教授设立了“西域史讲座”，以作为“汉学讲座”的补充。二百年间，这十一位教授既是法国汉学界薪火相传的掌舵人，又培养了许多日后名扬汉学界的新星，还组织撰写出版了大量誉满学术界的汉学刊物和汉学名著，创建了多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创新价值的汉学研究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泽被后人的汉学研究资料，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和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卓尔不群的贡献。

二、法国汉学对世界汉学的引领
在1814—2014 年的二百年间，为使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为促进法中文化交流，法兰西学院共有九位教授从未间断地担任“汉学讲座”的讲席，两位教授持续地担任“西域史讲座”的主讲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带动了汉学研究和讲座纷纷开设于欧美各大学，也充分证明文化交流是可以冲破人为的隔阂，不受时局的影响，按照文化发展自有的规律寻求合作对象。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设立，是域外汉学从“游记式汉学”（游记、札记、笔记、报告）到“学院式汉学”发展的分水岭。
   这二百年的汉学讲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起初是对中国的宏观描述阶段（包括汉文经典的译注、语言语法的介绍、中国概貌的叙述等）。接着是法国汉学界中的考据派占统治地位阶段，以广征博引的繁琐考证为特征。最后是向现代汉学的领域发展阶段。总的趋向是，从全面发展的大师向不同领域的专家发展。这也是世界汉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在扩大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方面产生一系列影响，使得19 世纪的西方国家不再如同18 世纪那样，只有在贵夫人和阔太太们的沙龙中才会谈论中国的话题，而是一个“东方文化大国”的形象初具雏形。汉学讲座教授们的研究以中国史乘典籍为基础，属经院式的研究范畴，具有更强的可信度和更深的文化内涵，比较准确地传授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还对“丝绸之路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因为，这十一位教授基本都涉及了西域史的研究，包括西域地理、考古、佛教、社会史，人类学史等。这既是法国汉学的一大特征，也是法国汉学在整个西方汉学界绝无仅有的传统。例如，中国典籍中法显的《佛国记》（雷慕沙，1836）、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儒莲，1857—1858）、彦悰（617—649） 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儒莲，1853）、义净（653—713）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沙畹，1894），以及宋云（生卒年不详，北魏时期）、悟空（731—812）、王玄策（生卒年不详， 唐代早期）、慧超（704—783）等有关中国与西域关系的经典，都被法国汉学家们首先译为法文，使之得以被西方学术界所熟知。正是由于这些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法文译本在西方的流传，才促使普鲁士地理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V．Richthofen，1833—1905）在他死后推出的五卷本《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1912）》中，结合个人的亲历考察，在19 世纪末叶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而伯希和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西域史讲座”和相关著作，初步勾勒出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途诸民族或大国小邦之间交流的历史轨迹，成为后人研究古丝绸之路历史的奠基性作品。1942 年，法国“超级编书匠”格鲁塞（R．Grousset，1885—1952）在《中国通史》第4 版中吸收了众多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加入了14 页的“丝绸之路”一章，使得“丝绸之路”的概念被推到学术研究的前沿。至于“海上丝绸路”的概念“海道”，最早也是由沙畹提出来的。
   西域和中亚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群居和多宗教共存的地区，其历史上的沧海桑田的变迁甚为频繁。伯希和相对于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诸学科的授课与研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学者自清末以来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的发展。中国学术界通过罗振玉（1866—1940）、冯承钧（1887—1946）、张星烺（1889—1951）、向达（1900—1966）、王重民（1903—1975）、姜亮夫（1902—1995）等人的介绍，了解到了法国汉学界特别是法兰西学院考据派汉学的研究成果后，再结合中国学术界已经渐成强势的文献考据和科学考察之风，推动了中国的西北史地文献考证和疏注之风，甚至也促生或促进了中国敦煌学、西域学、蒙古学、突厥学、丝路学等学科，它们也成了学术研究最早中外接轨的学科。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域史上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得以正本清源。他们为维护这条中西交流通衢的安全与通畅，各自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