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作者：[ 美] 徐国琦 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书名：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原作名：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译者：尤卫群 出版年：2019 页数：319 定价：78 装帧：平装 ISBN：9787220108174

    中美两国在历史上就是两个交往不断的、颇受瞩目的国家，但是由于其制度、意识形态等诸多的不同，两者之间总有不解与矛盾产生。本书作者徐国琦教授着眼于中美两国历史的交汇点，从共有去理解各有，拉近了两国之间的距离；从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积极互动去梳理多个方面的历史轨迹，柔软而又生动地填充、再现了不为人所熟知的过去。
    美国是一个有着全世界延续使用最久的成文宪法的年轻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世界上古老文明之一的年轻的现代化国家，两者都颇具魅力，值得互相学习。而传统视角通常将中国作为西方活动的被动反应者；且过分强调政府部门、政治家以及经济方面的作用。作者认为这种传统视角所忽略的正是文化视野中“国际文化主义”的思考，这也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范式。
    作者聚焦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第一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 －1870），他于1861 年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当时中国国内动荡不已，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中美两国之间缺乏彼此的兴趣也无既定的具体外交政策。而蒲安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来到中国，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给他更多转圜的余地，更多施展的空间。蒲安臣任驻华公使期间，做了许多推动中美往来的实事。首先，他真正实行了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推动了”合作政策“的实施，努力寻求大英帝国、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协商合作，保证争端的和平解决和中国的逐渐发展；其次，他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又积极地将中国人带入美国人的视野，包括翻译《人生颂》和参与翻译《万国公法》等。在蒲安臣决意离开中国时，他又被清朝委以重任——成为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此后他前往美国签订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蒲安臣条约》，为1880年代美国不断增长的对华人的广泛限制提供了主要的法律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美国将全国性排华法案合法化的进程。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曾经评价蒲安臣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在中国人同美国人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任何时候，成为第一个总是要经历颠覆、冲破陈旧的枷锁，在清朝时期蒲安臣作为一个美国人能为中美之间的交往、互相理解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是多么不易和令人敬佩，但也因此能让人从一个个体的奔走看到中美之间的共有的交汇与联系。
    蒲安臣的贡献不只在政治层面使中美进一步了解彼此，更是在《蒲安臣条约》中为清代留美幼童打开了美国院校的大门。这是作者详述的第二部分：清代留美幼童。当时的留学形势与今日不同，美国刚经历过南北战争，政治不稳定、经济文化也比不上欧洲国家，但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蒲安臣条约》中的友好留学政策，美国成为了清代幼童留学的首选之地。以容闳等为代表的留美幼童大多来自广东、江苏等地，年龄也在10 至20 岁之间，这些中国的幼童成为中国独具魅力的展示，在世界的舞台上发生了奇妙的碰撞。他们的着装、语言、习惯等等在美国社会都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而他们的年龄又使得他们能接受、比较中美两种文化的异同，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这些留美幼童对棒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在中国是不常见的，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了中美文化的共有交汇。尽管这些留美幼童带去了中国魅力，增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但是这项项目于1881 年就停止了，原因包括美国各地掀起排华浪潮、清政府保守的留学事务管理安排等。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些留美幼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各项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1861—1919）、20 世纪初驻美公使梁诚（1864—1917）以及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1858—1913）等。可以说清代留美幼童在中国自强运动和在美国亚裔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1879年，在《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十多年后，也是留美幼童被迫全部返国的两年多前，中国人戈鲲化（1838—1882）跨越太平洋前往美国，成为美国高等学府的首位华人教师。当时清朝不允许中国学者教外国人汉语，因此没有几个外国人能学中文。戈鲲化得益于有同外国人一起工作的经历，且给哈佛大学毕业生杜维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被选中到哈佛大学教授汉语，为期三年。虽然在戈鲲化授课的两年半时间里，只有五名学生，但是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中美之间的共有历史作出了贡献。当时有报纸评论道“经历了全世界的变革，中国正越来越近地向我们走来。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个伟大民族之间将很快采取广泛、坚定和充满活力的一致步调。在美国看见一个华人已属平常，但是出身高贵的穿官服的却很少见。”此外他谦逊优雅的举止也赢得了众多的赞赏者，这在排华情绪泛滥全美并已经对中美关系造成损害的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
    第四个个案便是被聘请为中国政府顾问的美国知名政治学教授古德诺（Goodnow，1859—1939）。这个个案的独特性在于古德诺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当时一方面美国尚未正式承认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另一方面中国若想聘请法国宪法专家，应该请法国政府推荐才是，但中国接受了艾略特对古德诺的推荐，聘请美国教授古德诺来帮忙建立一个新中国。也可以说，选择古德诺是中国人决心转向美国人的历史性举措之一。在古德诺任职于中国期间，他通过对巴特勒以及卡内基基金会董事等美国精英的书信交流，帮助美国人形成了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此外古德诺也高效率地发挥了作为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信使的作用，为中美两国最高层的精英之间的讨论和意见交换提供渠道；再者由于他直接或间接地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提供咨询，因而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接触点，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在古德诺回到美国之后，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书，他从一个教授、政府顾问等多重身份的视角，展现给美国人他眼中的中国，对美国人了解中国具有很大帮助。
    第五部分作者谈起对中美共有历史作出贡献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他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是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之一。1919 年，60 岁的杜威受邀来到中国旅行、演讲，在他巡回演讲的初期，他设想中国和美国的传统社会都会被工业化所摧毁，因而必须进行重建，这种重建只有通过教育来完成。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因中国形势的影响而大受欢迎，而杜威的学生胡适（1891—1962）和蒋梦麟（1886—1964）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从深层来看，杜威的看法带有“整体”的特点，而这一点与中国人的思维角度完全吻合，其主张同儒家价值观也有深层次的共鸣—“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因此杜威对中美两国人民以及他们共同的未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体育运动，这是非常值得思考又十分新颖的地方。在体育运动这方面，应该说美国值得中国学习。中国驻美外交官伍延芳（1842—1922）就曾于1914 年写道，“西方人身上令我仰慕的男子气概，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来自他们对健康体育运动那种天生的热爱。”在19、20 世纪之交，恢复尚武精神的渴望激励着中国人，也同样激励着美国人，即热衷体育运动、信奉武术精神和崇尚男子气概。19 世纪，基督教青年会将中国带入了体育竞技世界，在中国提倡奥林匹克运动会。20 世纪70 年代，中美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更是在历史上留下绚烂的一笔，周恩来曾指出“这是以小球转动全球政治这个大球”。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美国评论员杜撰了一个新名词“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可以说体育运动是两国之间健康友好关系的见证者，也是中美共有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作者以蒲安臣、清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和约翰• 杜威这些个体的经历，以及如棒球、乒乓球等体育活动和文化方面的交往，探索出一条历史研究的非传统路径。对于中美双方来说，认识和接受这些或大或小的“共有的历史”是彼此包容理解的情感触点和有效途径，也是迈向未来和平发展之旅的重要一步，具有经久不衰的现实意义。
（方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