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研究与全球史的建构——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

作者：李雪涛  出版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名：东亚研究与全球史的建构——德语东亚文化 史的几个研究路径 出版年份：2018 页数：312 定价：56 装帧：平装 ISBN：9787567577350

    《东亚研究与全球史的建构——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一书为“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系列第三本，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与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院合作推出。全球史观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学科分野等界限，将东亚史纳入到全球视野中进行整体研究。而东亚文化交涉学是关西大学研究团队提出的学术概念，“交涉”意为越境、互动、周边和中心的互视。全球史和东亚文化交涉学希冀以整体观的大视野，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景之中来予以理解和考察，突破以往人类认识的各种中心主义偏见，揭示出东亚文化的全球性意义。因此本书收录了包括导论在内的七篇研究论文，从“作为方法论的全球史”、“德语世界的中国历史建构”、“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与文化”以及“历史哲
学”等四个方面对“东亚研究与全球史的建构”予以了充分的阐述。
    导论《从普世史、世界史到全球史》一文是腊碧士（Alfons Labisch，1946- ）教授和李雪涛教授于2014 年12 月10 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的主旨演讲。文章从全球史的角度对世界史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就一些论题提供了设想。历史之中都有一个讲述历史的主体，这与历史的讲述者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18 世纪的普世史得益于启蒙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而19 世纪的世界史则建立在哲学和以不同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20 世纪的世界史沿着关于现代化的讨论的路径发展。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则建立在全球化的经验之上。而全球史与普世史、世界史相比，不在于世界的整体历史，而更多是要探讨关于人类起源和目标的根本问题，关注当今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发展。
    西方对中国知识的关注，形成了后来的“汉学”。德国著名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1948—）《论汉学及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一文将中国知识放在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下，从界定、历史、人类学、语文学以及当代的意义予以了系统阐述。施寒微在文章导论里提出一个问题：“‘汉学’这个产生于19 世纪的概念，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还符合时代的精神？”17 世纪欧洲出于对新的文明的寻求，哲学家和传教士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同时期的中国，汉学由此产生。索隐派想使中国的传统和《圣经》中的传说相一致。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传播福音，这一过程中的汉语文研究和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记录，奠定了早期汉学的基础，也为日后中国学专家与归结为语文学的汉学家之间的裂痕埋下了伏
笔。耶稣会士们认为语文学是理解中国的重要途经；20 世纪初作为语文学的汉学更是促进了德国专业汉学的确立。在“全球化与自我身份认同”一节中，作者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比作变色龙，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形势一直在变。对于汉学在今天可能是什么，作者认为对于中国的研究成了欧洲历史的一部分，汉学的历史是欧洲精神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的汉学研究表明可以存在一个统一的人类设想。
    “德语世界的中国历史建构”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95 年曾经以《18-20 世纪德语世界史中的中国》（China in der deutschen Weltgeschichtsschreibung vom 18. bis zum 20. Jahrhundert. 1995） 为题作过博士论文的裴古安（Andreas Pigulla，1957—） 博士在《德语世界早期的中国历史书写》一文中，对游记和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通和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描述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梳理，并且详细介绍这些著作中的中国历史描述、启蒙运动的观点、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认识。一方面，这些对中国的历史叙述曾影响了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西方史学家对中国文明的更多了解，也相应地丰富了世界史的学科内涵。裴古安在批判性的叙述中，破除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进步史观的世界史叙事——正是中国历史的介入，挑战了那种有着高度同质性、连续性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西方历史学观念。
    余凯思（Klaus Mühlhahnm，1963— ） 教授在《想象中的中国：德国汉学研究里的“宏大叙事”》中，指出有关中国历史学的不同论著几乎运用了相同的因素（水利建筑的作用、官僚、停滞不前、来自西方的生长动力），通过不同的组织和着重点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叙述。作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以及怎样使中国研究远离那些不经思考的目的论式的宏观理论，脱离那些对历史发展的规范化的想象。该问题涉及方法论及理论方面的有关历史学的根本思考。一方面，作者提议应重新制定方案，改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工作的理解过程，研究者需要把自己置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另一方面，研究者应该远离那些宏大的诠释模式，更有意义地去建立如何理解改变个人的基础因素。这样才能有效地将微观的和宏观的层面连接起来，研究社会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戴默尔（Walter Demel，1953—）教授的《欧洲近代早期的日本与中国观——对陌生文化不同理解渠道之比较》一文，具体深入到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中，来梳理当时的东亚观，并进而将欧洲人对东亚陌生文化不同理解的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作者从“最初的相遇和各种不同的认知”、“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外貌”、“军事道德和能力：勇气与国防意识”、“手工业与艺术方面的能力”、“理智能力和教育水平”和“政治制度”几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欧洲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各种不同认知。欧洲近代早期对东亚的发现史是欧洲殖民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戴默尔同时也特别关注欧洲近代以来对东亚民族的接受史以及种族理论。
    汉字是迄今为止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者，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在古代，汉字不单中国使用，在很长时期内还充当东亚地区唯一的国际交流文字，20 世纪前都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国家官方的书面规范文字。陶德文（Rolf Trauzettel，1930—）教授的《图像与文字——汉字是以何种方式成为象征符号的？》一文，沿袭了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中国人的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中关于汉字的象征意义。文章在“象征性、巫术、扶乩”一节中剖析了“象征”这一概念，以《易经》的爻辞和《诗经》对词语的运用为例，论述了词语的象征性。因汉字的起源背景和结构理论，汉学家们将其定为表意性（ideographisch）文字。作者认为，在被理解为汉字发明结果的“形”和“声”两部分的联系中，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思维和观察中，形和声的联系是异常密切的；并以具体的汉字为例，论述汉语的汉字被看作是一种媒介，在其中使得最基本的层面的隐喻得以重新再现。
    吕森（Jörn Rüsen，1938—）是近年来在德语世界最活跃的历史哲学家之一，他在《我对历史哲学的几点认识》中，对坚持实证特征的历史学的前提和基础进行了哲学的思考，认为这些前提连同其方法论的认识程式是无法从逻辑的理由中充分地推断出来的。作者认为历史学专业更需要对其基础进行反思，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于对付认同与他者差异的张力之中。历史思维构成的实证性维度、形式维度以及功能学维度是我们今天历史研究的前提。这些哲学思考对于历史学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整体来看，这七篇研究论文，既有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索，也有比较抽象的历史哲学研究，以问题、思潮和代表学说、方法为主线，打破单一学科的界限和分类，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该书以德语世界的世界史研究、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为出发点，从研究方法、史学理论以及实例举隅三个方面，展示了德语世界过去几十年来在东亚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研究体现了跨文化事业、整体观、互动观、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论和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等等。东亚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是既有自己的独特传统，同时也通过东亚内部以及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而不断创新和突破的历史。正是通过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的研究，才能看到今天的东亚文明是与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并揭示出东亚文化的全球性意义。
（何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