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化”
——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例

 

                                      作者:温馨
                                      学位:博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李雪涛教授
                                      论文完成时间:2016 年06 月

    欧洲与中国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由来已久,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关系的动态发展及演变进程,能够为当下的世界提供重新审视近代中欧文明交流史的另一种可能。作为资本主义新世界的核心力量,近代以来欧洲人通过与中国的交流互动将“现代性”逐步引入中国,特别表现为通过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扩张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渗透及改造。回溯历史,作为认知中国文明的主体,欧洲人对待中国文明的范式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范式转变,欧洲与中国的现代性相遇也始终贯穿在此段历史进程中。以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的三次范式转换的宏观历史背景为基础,19 世纪在整个中欧文明交流进程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意义便得以凸显。在“现代性”相遇的背景下关注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在中国所进行的“文明化”尝试及其范式转换,对于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中德近代交流史以及中欧关系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及价值。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政治组织与制衡、经济贸易沟通、科学技术发展、精神文化与信仰等与近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相关的一系列因子为核心,通过此种意义上的“文明”概念考察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范式转变。在梳理19 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旅华记述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三位19 世纪来华的德籍代表性人物之上: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代表的19 世纪来华德国人通过不同的个人意识与在华经历对中国文明现状作出不同认知,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进行“文明化”改造的尝试,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化”范式。这些文明化范式同时参与到19 世纪欧洲人认知中国文明的范式过程中,从微观角度构建出“现代性”相遇以来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的宏观过程,使其具备更为丰富立体的维度。
    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1. 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代表的19 世纪来华德国人是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现状并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在中国实现文明化的?2. 如何在近代以来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进程的大背景下看待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范式转变的历史定位?论文主要围绕以上问题,以“文明化范式”作为红线进行文本梳理与论证。
    论文由绪论、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章节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话题缘起与问题提出、论文的研究范围及核心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视角与方法等进行阐述;第一章以“欧洲与中国文明世界的联结”为中心,分别从罗马时代、大航海时代直至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同历史实践阶段梳理19世纪之前欧洲与中国的文明互动,兼及19 世纪之前德意志与中国的文明相遇;第二章以19 世纪德国与中国文明的进一步接触的历史背景为基础,梳理19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旅华记述文本,并对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之旅华记述的版本、具体行程等进行论述;第三章主要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的旅华记述之文本为基础,分别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人之人性以及中国人之精神信仰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论证他们对中国文明现状的认识;第四章主要围绕“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如何实现中国文明化”这一主题,分别从他们三人在中国的具体活动出发,以他们对中国文明现状的认知为基础,论述由此发展而成的对中国进行基督教文明化、科学技术文明化、学术文明化的不同文明化尝试过程;第五章以先前的文本分析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化的具体范式,重点论述影响不同的中国文明化范式转变与发展的历史与个人因素以及不同文明化范式之间继承与批判的内在关联;第六章为结语,对整篇论文的结论进行总结;最后部分为参考文献及附录,附录部分收录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及其著作名录、本文主要参考旅华记述原始文本目录中译文、论文涉及中国之地名译名对照表以及部分档案书影。
    分别于19 世纪前期、19 世纪中期以及19 世纪末来华德国人群体代表的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在历史背景与个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以自身对中国文明现状的认知为基础,通过在华的实际经历尝试了不同的中国“文明化”范式。郭实猎通过将派发宣教书籍和医疗传教相结合,试图借自由之名打开中国大门,为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扫清障碍。李希霍芬作为地理学家,在科学考察过程中尤为关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对煤炭开采、铁路交通建设、德国在华殖民扩张等进行探查。福兰阁作为世纪转折时期德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希望在对中国文明尊重的基础上,将欧洲学术方法引入中国,实现德国与中国文明在精神层面上的交流。
    基督教文明化、科学技术文明化、学术文明化范式体现了来华德国人对中国期待与希望、开发与探索、尊重与融合的愿望,也勾勒了19 世纪德国人对中国文明渗透的基本路径。近代以来,尽管也有少数来华德国人对中国文明表示尊重与敬仰,但大多数来华德国人受欧洲文明优越心态,依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置于自我文明体系之下,由此产生的不同“文明化”范式本质上体现了德国人对中国认知、理解的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的文明化是欧洲与中国文明交往历史中一段具有代表性和转折性的承上启下的历史进程,对研究欧洲文明对华扩张史、德国对华关系史以及中德文明交流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19 世纪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之后,欧洲及德国开始通过自己的文明观对中国进行渗透与改造,从贸易、技术、宗教、军事等方面使中国融入更为紧密的全球化互动之中。从“文明化”的视角出发,以近代来华德国人之欧洲文明优越的自我意识为主体重新审视19 世纪中德各层次的关系及互动,对19 世纪来华德国人群体对中国的文明化尝试进行梳理及历史定位分析,将这段德国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范式进程置于全球史与中德交流史的宏观视野之中,以文明交往的宏观视角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德及中欧关系发展脉络,此为文本写作之初衷。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文明关系在此消彼长的历史状态中不断发生相遇、冲突、融合、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了当下多元文明共存的局面,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过程中,文明交往也成为了构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关系的精神基石。从人类文明扩张和文明互动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德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当下世界多元文明共存互动的现实意义,由此能够衍生出更多具有学术意义及价值的研究切入点,此亦本文对未来研究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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