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的博士论文与芝加哥大学的西洋史学术传统1
杨 钊1

雷海宗（1902-1962）是20 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担任民国时期历史学重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长达14 年，真正巩固了由蒋廷黻所开创的历史学研究的“清华学派”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蒋廷黻对清华历史系的期许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而雷海宗则以自己的治学实践做到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中国史与西洋史并重。在民国时期的大学历史系，西洋史研究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取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很难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雷海宗虽然也把研究重心放到了中国史之上，但一直没有放弃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且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实属难能可贵。 而雷海宗在世界史领域取得的成就，显然颇多受益于他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史的五年。本文准备以雷海宗的这篇西洋史博士论文为重点，探讨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系统梳理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所受的西洋史学术训练，包括他的导师和整个1920 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学术特色，以及当时盛行于美国史学界的“新史学”思潮，从而分析这些因素对雷海宗之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2

一、雷海宗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

雷海宗的博士论文《杜尔哥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Ideas of Turgot）选取法国著名的重农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阿内·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是一篇标准的政治思想史论文。
   杜尔哥通常以重农主义思想家的身份而为人所知。重农主义（Physiocracy）的主要经济观点是，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制造业更加重要，提倡自由放任政策，特别是谷物的自由贸易，主张以土地所有者而非农民作为课税的对象。3 可是，“以往关于重农学派的历史研究给这一运动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因为它缺乏对其政治经济学的广泛的、综合性的考察，而偏重于对其经济分析的技术层面或者对其与绝对主义的关系的本质加以挑剔”。4 雷海宗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研究上的缺陷，他并没有把杜尔哥仅仅视作一位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而是将其定位成一名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家，而且把关注的重点投向他的政治思想。在导论中，雷海宗简要回顾了18 世纪英法思想界的基本情况，认为杜尔哥在这个思想脉络中独树一帜，一方面他是其中唯一的政治实践者，另一方面他又独自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思想。尽管杜尔哥提出了很多独立的观点和想法，但是当时的重农主义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接受魁奈（Quesnay, 1694—1774）将土地作为财富主要来源的思想，也支持重农主义者的谷物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对土地征收单一税。雷海宗认为，杜尔哥和重农主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他接受但是软化了他们的经济原则；他基本上忽略了他们的政治思想著作”。5
   在分析杜尔哥的政治思想之前，雷海宗先对他的基本身份做了定位，认为他更多的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这就使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多独特之处。在历史哲学方面，他相信启蒙的力量，认为人性是完美的，随着知识、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人类的思想也会进步，整体上对历史发展持一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态度。在君主制问题上，由于当时的法国没有宪法，君主拥有巨大的权力，杜尔哥认为只有依靠君主的力量才能推进改革。杜尔哥对君主制没有敌意，但认为法国应该拥有一部宪法，只有在宪法的制约下，君主才能实行仁慈的统治，确保所有民众的利益。与取消特权的观点相呼应，杜尔哥主张实行谷物的自由贸易政策，并且对殖民地的贸易也采取开放政策，不再由母国垄断，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是非常超前的。在宗教问题上，杜尔哥倡导宗教宽容，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迫害。他既反对建立一个垄断的教会，也反对完全的政教分离，而是持一种中间的立场。雷海宗认为，杜尔哥提倡“立宪君主制，废除特权，机会平等，劳动自由，自由贸易，彻底的宗教宽容”，都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杜尔哥是第一批支持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群体中的一员”。6 雷海宗认为，杜尔哥最早发现了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联系和重要性，而且他认识到了未来属于金融家和企业家组成的资本家阶级。这些思想与其他的重农主义者是不
一样的。
   在分析了杜尔哥在几个核心的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之后，雷海宗开始探讨杜尔哥提出的两个建设性的政治主张。杜尔哥的第一个建设性主张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从乡村开始到中央的国会大会的议会体系（Municipality）。该机构对于国王来说是咨询性质的，国王依然拥有绝对的行政权力。但是议会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权力。土地所有者根据自己拥有土地的多少来获得相应份额的选票，也就是说，选票代表了“土地，而不是人”，这完全体现了重农主义者的原则。雷海宗认为，杜尔哥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将给法国带来巨大的变革。他的计划所体现的开明专制精神并不新颖，然而他所构想的运行机制却具有独创性。杜尔哥的第二个建设性计划是实施公共教育，并将其作为实现议会体系的重要前提条件。在杜尔哥看来，政府和人民之间相距甚远，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民理解政治。杜尔哥完全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教育的，这只是更好地推行政府政策的手段。他推行的是一种全国性的教育，由一个全国教育委员会来统一规划，并将增强学生们的爱国情感。总之，杜尔哥教育思想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这在18 世纪的法国是非常独特的。
   在整个博士论文的结论部分，雷海宗再次强调了杜尔哥作为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实践者的双重身份。雷海宗指出，杜尔哥从来没有写下“任何对自己政治观念的系统性阐述和解释，只能从他留下的实际的政府公文中才能概括出来”。7 可他会努力把自己的政治观点付诸实践。然而，雷海宗认为，在当时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之下，国王是唯一能够推行改革的人，但是路易十六并没有坚定的改革意志，无法抵御既得利益者们的影响，所以杜尔哥孤掌难鸣，他再好的政治构想也无法得到实施，法国最终只能走向革命。此外，雷海宗还对杜尔哥的意义和影响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杜尔哥是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对人类的进步持乐观主义态度，并且非常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而且他是旧制度时期最具开明思想的政治家。如果杜尔哥的思想能够付诸实践，法国将取代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直接税和地方自治的国家，而且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国界，在19 世纪很多西方国家推行。他的思想还影响到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家，比如普鲁士19 世纪的改革家施泰因（Stein），他的改革举措与杜尔哥的几乎一样，带来了普鲁士的崛起。雷海宗认为，杜尔哥的很多具体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比如他的教育思想影响了之后法国的教育体制，他所构想的议会体系计划甚至与苏维埃俄国的体制有某些相似之处。杜尔哥对法国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他对法国的历史意义仍然不可忽视，因为他对和平地变革法国做出了“最后的认真努力”。8 在法国革命之后，杜尔哥的很多观点都在法国取得了胜利。
   雷海宗的整篇博士论文以法国重农主义者杜尔哥被人忽略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他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并探讨了其意义和影响。雷海宗抓住杜尔哥政治家的身份定位，认为这使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多异于同时代启蒙思想家的地方，而且他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想法。他把一个通常被认为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的杜尔哥纳入18 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的脉络中，使学术界对杜尔哥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可以说在杜尔哥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此外，雷海宗的博士论文史料基础也很扎实。由于他具有良好的法文功底，所以他论文使用了1913—1923 年新出版的5 卷本《杜尔哥著作集》（Turgot,Oeuvres de），作为全文最重要的一手史料。而且他还参考了孔多塞的著作集和杜邦对杜尔哥的回忆等其他法文材料，以及大量的英语和法语世界对杜尔哥的研究著作。雷海宗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哲学，这可能是他选择一个两学科交叉的政治思想史题目的重要原因。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雷海宗使用法文的原始材料，用英文写出一篇标准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论文，这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多见，显示了他出色的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以及他高远的学术志向，实属难能可贵。

二、雷海宗的导师詹姆斯·汤普森、芝加哥大学与美国的“新史学”潮流

雷海宗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pson, 1869—1941）。汤普森生于一个荷兰新教神职人员家庭，1895 年在建立不久的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汤普森留校任教近四十年，并于1913 年成为芝加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1933 年之后，他转赴美国西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直到1941年去世。他在去世的那年还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主席。汤普森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中世纪欧洲史、法国史、近代外交史和西方史学史。汤普森在中世纪史研究中试图扭转20 世纪之前学术界对中世纪的长期偏见，强调中世纪史的连续性，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待中世纪，认为中世纪并不是漆黑一团和断裂的，它一直都在受到经济社会力量的持续推动。9 除了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之外，汤普森对法国史领域也非常关注。
   雷海宗的博士论文选题与他导师的研究旨趣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汤普森的研究重点是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以德国和法国为主，而且他还将自己的研究延伸到了近代早期法国的宗教改革，甚至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而雷海宗的研究对象杜尔哥则是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时代的重要政治家与思想家，这与他导师的研究时段有重合之处。汤普森的博士论文就是做的法国史的题目，而且对法国的关注也贯穿他的研究始终，这也是促使雷海宗选择法国的思想家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然而，雷海宗的研究兴趣又与导师有相异之处。汤普森主要关注的是中世纪的经济社会史，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切入中世纪史也成为他的研究特色。此外，汤普森也会关注一些政治史和外交史的题目，但几乎没有留下思想史的研究著作。而雷海宗则选择杜尔哥的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完成了一篇标准的政治思想史论文。这表明汤普森在自己有能力指导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并发挥学生的研究特长。
   雷海宗攻读博士的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新兴的研究型大学，由美国著名的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 1839—1937）出资建立，它仿照德国19 世纪研究型大学的模式，特别注重科学研究，所以该校的学院实力很强。雷海宗的老师汤普森就是芝加哥大学最早的一批博士生，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见证了这所知名大学的崛起。到雷海宗留学的1920 年代，芝加哥大学已经跻身美国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行列。根据1925 年一项针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项目的调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古典学、英语语言文学和哲学学科都跻身美国前五。10 而且此时的芝加哥大学开始改革博士生教育，克服之前博士生知识面过窄的弊端，强调跨学科视野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在许多学科中都形成了独特的“芝加哥学派”，其中最著名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社会学派”。11 所以，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受到了顶尖的历史学学术训练，而且受惠于芝大1920 年代的改革。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跟随汤普森教授主修历史学，同时副修哲学，选了很多哲学系的课程，学术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而且他选择了一个历史、哲学与政治学跨学科的政治思想史题目，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芝加哥大学1920 年代对博士生教育所进行的改革。雷海宗在回国之后所从事的历史学研究与胡适、傅斯年等注重史料与考证的史料学派有很大不同，强调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处理史学问题，并擅长用哲学的观点来消化史料，建立一套独特的历史解释体系，这明显看到了芝加哥大学跨学科的博士生训练对他的深刻影响。
   1920 年代的美国史学界深受詹姆斯· 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的“新史学”思潮影响，雷海宗的导师汤普森教授就是这一史学思潮的重要提倡者，因此雷海宗的学术研究也能看到“新史学”思潮的痕迹。鲁滨逊的“新史学”反对传统史学只偏重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更为广阔的领域，呼吁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汤普森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中世纪历史，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扭转对中世纪的偏见，正是对“新史学”这一观念的践行。雷海宗在导师的影响下，虽然没有选择经济史和社会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但是选择研究杜尔哥的政治思想，也与传统史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响应了“新史学”的倡导。除了扩大研究领域，“新史学”还提倡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利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来分析历史，这与芝加哥大学1920 年代博士教育提倡跨学科培养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它对雷海宗在成为学者之后所形成的治学特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尽管“新史学”要求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依然主张保留历史学自身的学科特性，对史学的科学化倾向提出了质疑。雷海宗的博士论文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杜尔哥的政治思想，而且在回国后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而提出著名的“中国文化两周说”，体现了他对思想和文化的高度重视，自觉抵制了历史学的科学化倾向。
三、结语
   芝加哥大学的五年留学生涯对雷海宗一生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来到美国的历史学重镇芝加哥大学学习，并正逢芝大博士教育的转型，在美国首屈一指的中世纪史大家詹姆斯·汤普森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标准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博士论文，还深受当时美国最为盛行的“新史学”思潮的影响，接受了美国最为良好的历史学学术训练。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雷海宗没有选择更为擅长的中国史作为研究课题，而是利用自己出色的英文和法文功底完成了一篇西洋史博士论文，真正深入到美国的西洋史学术脉络中，传承了美国的西洋史学术传统。在回国之后，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并同时兼任中国史和世界史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史学人才，开创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辉煌局面，并成为清华学派“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中国史与西洋史并重”的践行者与倡导者。雷海宗培养的学生何炳棣可以说深受他治学风格的影响，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做的也是西洋史题目《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对土地改革运动和土地政策的研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1873—1910: 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在真正习得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后转向中国史的研究，并在雷海宗曾经留学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担任了詹姆斯·汤普森讲座教授，而这个名称正是为了纪念雷海宗的导师汤普森。12 雷海宗留学美国师从汤普森学习西洋史，回国后在清华任教讲授西洋史与中国史，培养的学生何炳棣再赴美国学习西洋史，然后来到汤普森任教和雷海宗留学的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史，这师生三代的学缘恰好体现了一个来回往复的知识迁移与学术传承的精彩历程。

1 杨钊，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原文发表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期“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栏目。
2 雷海宗先生1927 年在芝加哥大学提交的英语博士论文《杜尔哥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Ideas of Turgot）并未发表过，
一直保存在芝加哥大学档案馆，由雷先生的弟子何炳棣先生复印并装订成册，分赠给雷海宗的夫人张景茀、南开大学历
史系教授王敦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王敦书将这本博士论文收入他编的《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
版，第3-101 页），本文所依据的就是这个版本。
3 关于重农主义的定义与主要观点，可以参见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高级讲师蒂姆·霍赫斯特拉塞尔的《重农主义和自
由放任的政治》，收录于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主编的《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404-426 页。

4 蒂姆·霍赫斯特拉塞尔：《重农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治》，收录于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
想史》，刘北成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425-426 页。
5 Hai-Tsung Lei,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urgot, 见雷海宗：《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22 页。
6 Hai-Tsung Lei,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urgot, 见雷海宗：《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56 页。
7 Hai-Tsung Lei,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urgot, 见雷海宗：《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89 页。
8 Hai-Tsung Lei,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urgot, 见雷海宗：《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97 页。
9 对汤普森中世纪史学思想的研究可以参见兰子奇：《詹姆斯·汤普森史学思想研究：以中世纪史观为中心》，南京大学
2016 年硕士毕业论文。
10 John W. Boy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 186.
11 关于1920 年代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状况，参见John W. Boy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p. 185-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