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论证会专家发言纪要

2014-11-19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原所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在做的一件事，而不是坐而论道，说完就算，从校领导到各部门都非常重视，讨论完之后紧接着就有一系列行动，并且被纳入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一所大学，大学不能光看它的校舍和楼房，而要考虑它的影响和学术力量。但成立研究院，最忌讳的就是吃夹生饭，宁可慢一点，考虑周全一点。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有些是理论问题，有些是实践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坐在这里事前没有考虑到、但在工作中随时都会出现，所以需要集思广益，集中大家的智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是我们国家世界史研究的重镇，需要请这几所学校的教授提一些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意见。现在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来看，要做到学科门类齐全，恐怕非常困难。怎么样一步步地很稳定的向前推进，发展我们的路线图或时间表，这个很重要，不能够做论证三年这样的事，把大好时机都浪费掉了。成立全球史研究院，不能脱离国际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主流，就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有我们的语言，有我们的符号，但是它和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要完全一致。同时研究院不能脱离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传统和现实，尤其是不能脱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实际情况。总之北外成立全球史研究院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并且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彭龙校长的直接关心和引导下进行，他一直在关心这个事情，所以这是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具备这个条件，其他学校不太容易有，或者说虽然有条件，但北外是倾全校之力，这个相当不一样，北外在外语方面的条件非常好。从史学来讲，现在的学科没有一个叫全球史，全球史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个大的研究视野，一个思路，它的涵盖性、包容性非常不一样。全球史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成果，为什么叫全球史，不叫世界史，因为它有新的特点。全球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反中心论。它首先反的是欧洲中心论，然后反对一切中心论，当然也包括中国中心论，这在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里讲过。《白银资本》它没有欧洲中心，也不是中国中心，而是以白银的开采、流通作为视角，把全球各地区贯穿起来。白银到哪儿，他就要写哪儿，最后的重点落到了中国、印度。白银落到这儿，但它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2013 年有一本英文书，叫Strange Rebels，就是《奇怪的反叛者》，它的副标题是《1979 和21 世纪的诞生》，重点分析1979年。1979 年有什么特点？就是四个人和一个团体改变了世界。四个人是教皇，就是当时的约翰· 保罗，撒切尔夫人，霍梅尼，邓小平，一个团体就是塔利班，他们改变了世界的潮流。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没有中心，它给中国人带来的震动，就是79 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世界之外，但是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早就在世界中起作用，把中国放在里面来写，这就是全球史，否则就是中外关系史，这是过去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对全球史要有一个理解，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潮流。我们做全球史，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一件事从全球来讲是什么，中国在里面是个什么位置。例如茶叶是个全球性的商品，我们不是研究茶叶和中国，而是要研究全球的茶叶贸易、变化，把印度、美洲、欧洲等等都包括进去。北外的条件得天独厚，第一是有语言的条件，第二是有开放的视野，我觉得学外语的比纯学中文的视野要开放。有了这两个基础，就有了可行性。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要成立全球史研究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做历史的，特别是做外国史的同行们，都希望这个学科能不断壮大，欣欣向荣，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国家需要的实际状况来看，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已经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北外做这件事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所以非常好。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是把外语作为一种技能来传授，外语究竟该怎样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外语院校的学生培养出来以后，他们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也一直不是很明确。到目前为止，外语院校毕业的同学，我的感觉是知识面不够宽，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外语技能的培训上，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面不够，这是我们国家外语院校毕业生和其他国家外语院校毕业生的差距所在。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改变的状态，北外如果能够带头改变这一状况，我觉得应该会是个标杆。我觉得外语大学需要很多其他人文学科来支撑，这样外语教育才能真正培养有专业运用能力并且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骨干作用的学生。北外能把外国历史教育引进来，作为学校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的的确确令人鼓舞。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要考虑很多的现实问题，诸如全球史研究院作为一个实体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就需要考虑到师资力量的配置，学科建设的规划，如学科点的建设和报批、招生的层次和规模、研究方向和具体课程的设置等等。目前可以从翻译全球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非英语的其他语种的学术成果入手，将一些站得住脚的成果先翻译出来，这对目前的历史学界，特别是世界史学界，是很大的帮助。当然，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将外语水平和历史学训练结合到一起考虑，多出一些经得起考验的成果。

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所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这个想法非常好。因为做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比如科技史，本来是历史学里很专门的一个方面，但是因为研究对象比较特殊，做历史学的可能也不太喜欢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是理学的一级学科。我们对全球史研究也很感兴趣，因为科技史学界现在热衷于全球化，我们觉得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不是从近代才开始，大航海以后才开始，它早就开始了。我们看问题都必须从全球来看，现在我们和国外合作的项目，比如量子物理，不存在美国量子物理学，也不存在中国量子物理学，世界上只有一个量子物理学，除了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表达，它是一样的。现在讲科学，不讲美国科学、俄罗斯科学，而讲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context，context 有差别，但science 没差别。我和李雪涛教授合作，是因为我们对共同的研究对象感兴趣，比如传教士，但是我们的知识背景，研究方法差别非常大，所以我非常赞成全球史这样一个研究的视角。在具体建设的过程中，我认为要有长远目标，但眼下要从具体的工作开始。国内的合作伙伴，也可以换个角度，把他们当成竞争伙伴，所以说北外做的东西，要注意和北大的区别是什么，和清华、首师大的区别是什么，你的优势在哪里，要注意形成自己优势和特色。在学科建设方面要以语言文化为依托，慢慢拓展，注意学科制度建设和学科积累，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要注意国际合作，多利用全世界的人才，充分利用北京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资源。可以考虑以任务带学科，以项目带学科的形式来发展建设。

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外建立全球史研究院是件好事，因为我们首师大在2004 年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十年来我们非常孤独，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伙伴。我先简单说一下全球史的合法性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全球史的产生，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就是1963 年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的出版。但是，全球史在美国的真正起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2 年， 美国成立了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世界史协会。美国的World History，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全球史。全球史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形势非常令人鼓舞，涉及方方面面，比如说学术组织，网站，学术期刊，图书奖，博士培养，本科课程，中小学课程，各层次的教材，学术著作，大众出版物，博物馆展览，电视节目，都有很大发展。全球史其实和每一个学历史的人都有关系，所以绝对有它的合法性。首师大这些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全球史的教学与全球史人才的培养；二是全球史译丛方面的翻译书库，翻译引进全球史的代表作；三是08 年开始办的一个期刊叫《全球史评论》，现在已经出了六本，去年年底收入CSSCI；四是申请和主持了一些全球史研究的科研项目，我们前面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引进，09 年算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我们申请到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五是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我们这儿讲课，我们也去参加美国世界史协会的年会，每年都派人去，2011 年也举办了一次美国世界史协会的年会；最后我们在2010 年开通了全球史教学与研究网站。在具体建设中要考虑以下三点，第一，教学和研究要尽早的具体化；第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实体；第三，全球史研究院和目前既有的研究机构怎么衔接，可以考虑用项目的方式，把既有的教学和科研单位的老师给整合起来。

史桂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全球史研究院需要整合其他资源，我也是2009年被整合到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去的，我原来在政法学院，做中国近现代史。我觉得在全球史的研究领域，可以借鉴和吸收日本的全球史研究经验，日本的全球史研究起步也并不晚，比如大阪大学就有全球史研究中心，是日本最早的全球史研究中心，而日本学者关于全球史的思考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至于实体的问题，首师大是放在历史系下面，日本的全球史则是放在文学部下面。所以我们的外国语大学也可以放在类似的一个机构下面，再设置一个方向，这就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北外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先建立一个信心中心之类的机构，把各个国家全球史方面的代表作先翻译成中文。当然，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日本的资料，因为我们近代受日本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民族、国家的概念，都是从日本那儿来的。总之，日本的视角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和启发。所以把日本全球史的代表作翻译过来，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李永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北外成立全球史研究院非常有必要，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觉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学科的基础，作为一个文科的学校，北外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历史学科，史学界有一句话，叫史外无学，除了历史，其他在中国以前都不是学问。所以作为学科来讲，史学这个学科有一个基础性的地位，非常重要。第二，历史就是文化，中国的“史”字许慎说“从中从右”，就是手里拿着一本书，就是一种文化，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从学校的建设来讲，史学教育，历史修养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从现代的走向来看，历史就是话语权，而且是最终的话语权。席勒有句话，就是“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前苏联时期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让历史来审判》，历史拥有最终的解释权，实际上就是一种审判，一种话语权。怎么做这个事情？从现实可操作的层面来讲，可以在全球史这个大屋檐下做一些专门史和国别地区的研究，而国别地区的研究恰恰正是北外的特色和优势，更容易结合，如果抽象地研究全球史，比较不容易找到抓手。从项目来说，比如文献的问题，做一些这样基础性的研究很重要，我们可以在国外的史料中寻找关于中国研究的东西，这对中国史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另外历史和当代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它要服务国家战略，还要考虑到怎样服务学校。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外成立全球史研究院，是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因为北外有一流的生源，但是我们并不能提供一流的培养方式，因为我们的学科太有局限，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谋求一条出路，能不能为我们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培养途径，找出一条路来，目前的这一做法是个起点。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当年在南京大学，和钱乘旦先生一起搞过一个“国际化应用强化班”，在那个班上，外语的学生要学习文史哲，史有中国史，有世界史，也是请了南大最好的老师上的。最近我正在做研究，把这些学生的反馈全部收回来，让他们谈当年的感想。我想读一句话给大家听：当时的通识教育观对我的思维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极大，这些看似学无所用的文史哲，从根本上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宽度和思考问题的深度。我现在正在做研究，把他们所有人的感想全部收集过来，让他们评价我们当年设置的课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史哲，他们当时觉得没有用，现在回头看，实际上对他们的视野有极大的拓宽。所以我觉得成立全球史研究院，是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科学研究还在其次，这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