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启迪——卫礼贤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文◎徐若楠

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从翻译学的角度谈一谈知识迁移的话题。毫无疑问，任何文明的形成都离不开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起先都是源于知识上的迁移，有了交流才塑造了彼此的文明。知识迁移的形式多种多样， 且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值得讨论的层面和维度很多，因此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翻译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的知识迁移形式。关于翻译的定义有很多。传统的语言学派将翻译视作一种符码的转换。到20 世纪80 年代时，翻译研究的范式发生了文化转向。此后，翻译被首先理解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汉斯·费梅尔（Hans Vermeer, 1930-2010） 在《普通翻译学基础》（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1984） 一书中， 将翻译定义为一种“信息源” （Informationsangebot）。这意味着，译者的任务是提供信息，或者说是传递知识。这种知识的传递， 必须是一种有选择、有方向的传递。译者不仅要克服语言和文化间的障碍，更要采用一种恰当的（adäquat）、有效的方式来传递知识，以达到这次传播行为预期的目的和效果。所以，任何翻译行为实际上都是一种“有目的”的知识传播。而翻译文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实际上也承载着特定的功能。

在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翻译活动中，翻译却不仅仅成为了信息的载体，而更成为了一种灵感的源头。卫礼贤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也是德国乃至欧洲重要的翻译家。卫礼贤一生的成就有很多，但最令他享有盛誉的，还是他所翻译的中国经典。这套《中国宗教和哲学》源流丛书，在20 世纪初由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 Verlag）出版，是至今为止中国经典最重要的德语译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卫礼贤的中国经典译本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汉学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不仅影响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影响了西方文化自身的发展。而卫礼贤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影响力，正是源于他将翻译变为了一种启迪（die Anregung）。

要理解卫礼贤的翻译思想，先要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卫礼贤的翻译发生于20 世纪的头三十年，这恰好是中西方社会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从封建社会进入了民主共和，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掀起了“整理国故”的新思潮。卫礼贤在中国，亲历了中国新旧社会的思想碰撞，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所要焕发的新生命。同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也结束了帝制，迎来了魏玛共和国。德国为战败承受了惨痛的代价，甚至整个欧洲都深陷精神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期望从那里获得救世的良方。于是，德国迎来了一次短暂的中国热， 而卫礼贤的翻译尤其受到了欢迎。

事实上，卫礼贤早就预见到西方会需要东方智慧。卫礼贤身上有很多角色，他是神学家，是传教士，是教育家，是社会活动家，是翻译家，是汉学家。但若要定义他，那么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 而且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卫礼贤很早就意识到，

中西方文明只有真正深入地了解对方，才能够走出自身的文化危机，实现自身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新生。这是卫礼贤一切翻译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的，卫礼贤在翻译中国经典时， 采取了一种“以经释经、以典释典”的大策略，以西方的经典为依托来诠释中国的经典，一方面构建起中西经典文本之间互通的基础，另一方面更突显出中西思想之间的本质差异。

以《道德经》的翻译为例。卫礼贤将“道德经”全名译作“古人的意义和生命之书”（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所谓“古人”是指“老子”，“意义”（der Sinn）和“生命”（das Leben） 分别指“道”和“德”，但书名全部大写，所以只读书名的话，并不会认为“道”和“德”是专有名词。将“道”译作“SINN”，将“德”译作“LEBEN”， 是卫氏独创的译法。按照卫礼贤的解释，他的灵感出自歌德的巨著《浮士德》（Faust. Eine Tragödie）。根据歌德的描写，浮士德初次尝试翻译《新约》，就为《约翰福音》的第一句犯了难，他先后尝试了四种译法，分別是“太出有言”（Am Anfang war das Wort.）、“太出有感”（Am Anfang war der Sinn.）、“太出有力”（Am Anfang war die Kraft.）和“太出有为”（Am Anfang war die Tat.），并最终选择了“太出有为”（Wilhelm， 1911：XV）。受这段描写的启发， 卫礼贤发现“Sinn”更符合老子所说的“道”。

《约翰福音》开篇曰：

1.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1.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1.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1.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段话正是“道”和“德”译法的来源。卫礼贤考证发现，“德”在老子那里是一种原初的东西， 是源出于“道”的力量。换言之，“德”就是“生命”，生命放松自我，让“道”（意义）涌入并流贯其身，由此实现自身的无限发展，进入到宇宙秘密的深处（Wilhelm， 1925： 60）。因此，卫礼贤通过创造性的译法，再配以相应说明，以核心概念为纽带，构建起《道德经》与《圣经》之间的互文关系。但与此同时，卫礼贤又与通常的《圣经》译法做了区分，没有将“道”直接译作“das Wort”或“Logós”，从而保持了老子学说自身的独特性。

他翻译的终极目的，是要让东方之光去启迪西方精神实现自我的更新。正是秉持着这一使命，卫礼贤通过自己的中国经典翻译，对当时一批德国文化精英产生了巨大影响。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 等重量级文学家，在阅读了卫礼贤的译作后都深受启发，引入了中国母题开展自己的文学创作，而他们的作品早已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的，心理学家荣格（C.G.Jung， 1875-1961）、哲学家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等人，也均从卫礼贤的译作中获得了宝贵的启发，从而开创出自己的学术理论。因之，卫礼贤不是简单为西方读者提供一种关于中国的知识，而更是引发他们积极地思考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知识迁移和文明的理解，最终启发西方的心灵实现“自我更新”（sich erneuern）（Wilhelm， 1928：131）。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译者通过翻译所推动的知识迁移， 以及他由此对于东西方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Wilhelm， Richard： Lao Tse. Tao te king. 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Jena： E. Diederichs， 1911.

2.Wilhelm， Richard： Lao-Tse und der Taoismus. Stuttgart： F. Frommannm， 1925.

3.Wi l h e lm， R i c h a r d ： D i e B e d e u t u n g d e s morgenländischen Geistes für die abendländische Erneuerung， in： Wilhelm， S. （Hrsg.）：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Jena： E. Diederichs， 1928， S.11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