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算奠基之作《尘劫记》中的中国文化

文◎吴秋红

《尘劫记》是模仿中国明代数学专著《算法统宗》而创作的和算奠基之作，因作者吉田光由良好的中国文化素养，使得全书从书名、序文、到正文无不体现中国文化是该书厚重的文化支撑，同时极具江户时代特色的插图又彰显了江户时期强调日本民族意识的文化特征，可以说，《尘劫记》具有超越数学领域的文化史意义价值。

据载，书名“尘劫记”由天龙寺长老玄光所定， 意为永恒不变之真理，取自《法华经》。《法华经》本是印度佛经，传入日本的是鸠摩罗什在西安所译《妙法莲华经》，自最澄开创天台法华宗后，《法华经》对日本社会持续产生着影响，到江户时代仍然保持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被视为镇护国家的佛教经典。当然，传入日本的是汉译版《妙法莲华经》，其中融入了中国文化是无需赘言的。通过取譬于汉译《法华经》的书名，巧妙地将汉文风格的书名与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宗教感情联系起来，体现命名者希冀通过书名引发社会关注的创作目的。

宽永20 年版《尘劫记》为汉文体序文，通过引据中国的经典等佐证了算学的重要地位和功用，如“算学始于伏羲隶首受命制图做算”，借中国数学起源的传说证明数学的权威性，“自周官设保氏，算学成为国家重器。”则可追溯至中国周代经典著作《周官》:“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六艺，而数居其一”，以论证算学的重要性。“正如悉知三纲，方能领悟儒家精髓。”是整篇序言中的关键句，援引自中国春秋末期儒家经典《大学》。《大学》开章明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被后世称为儒家道德修养的“三纲”，阐述的是由明觉净身，至利人，终至进退有度的圣贤境界的自我修养的过程。作者以中国的圣贤之说，为习得数学加上了崇高的伦理定位，即算学不仅有其不可或缺的实用性，而且是人性培养的一个途径。

《尘劫记》正文中，中国文化也有迹可循，如中国铜钱、中国生丝等，而中国珠算文化的引入和中国文学概念的借鉴，则更是有助于该书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与之前理论高深的数学专著形成对照的是， 《尘劫记》不仅书名和序文具有对民众的亲和力，书中由简入难循序渐进地教授珠算方法，使得江户时代的普通百姓亦能学习领会。另外，江户社会是以发展商业为显著特征的町人文化社会，珠算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商业计算的普及，并促使该书成为江户时代最畅销的书籍。

宽永20 年版《尘劫记》卷三第十八条是： “百万騎の人数…十七町二十間に並び申候”，并配以江户和平时期地方大名向将军表示服从的军事礼仪——参勤交代的队列插图。“百万骑”本出自中国汉代的《史记》“高祖本纪”篇，是中国古代的军事记载中以夸大部队的规模以增强战略气势的记述方法。作为对《太平记》影响最大的中国史籍，“百万骑”这一文学概念也多次出现在日本军事物语《太平记》中，加之江户时期《太平记》的风靡，江户百姓对“百万骑”一词很有亲切感，将这一文学概念引入例题中，立刻使得脱离生活的单调的数学问题变得富有趣味且带有文学气息，有助于提高人们学习算学的兴趣。作者借助中国文化之力传播算学技能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综上所言，作者尽其所能利用中国文化作为该书思想意识上的支撑，由此可以推想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不衰的崇敬和持续的学习热情。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日本自平安时代直至江户时代都在“和魂汉才”社会意识的影响下积极努力地吸收中国原创文化，至江户时代人们意识到要强调日本民族特色，力图在长期的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找出本民族特色，以实现“日本民族精神独立”，摆脱被罩在中国文化光环下的地位。至江户中期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国学兴起，成为日本社会这一文化动向的代表，《尘劫记》的作者自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

全书多有对中国文化吸收的同时，也不时地强调日本本土文化意识，如作者虽然借鉴了《算法统宗》中的珠算计算方法，却配以经过改良的日本算盘为插图，这一微小的差别就展示了该书有别于中国数学书的独特之处；再如前文中“百万骑”的例题，将中国文学经典概念和日本江户社会极具影响力的“参勤交代”队列配图结合，摆脱了对中国数学的纯粹模仿，凸显了江户时代的特色；此外《尘劫记》的卷与卷之间均配以日本本土趣味数学“目付字”图，从视觉上给予了该书的日本本土性和对江户普通民众的亲和力。

可以说，《尘劫记》是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知识学习状况的一个缩影，即既有全盘输入，又致力于彰显民族特色。《尘劫记》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界的一个现象，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对日本，乃至东亚文化圈文明进步所作出的持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