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解放神学：第一波（1924-1959）》
Western European Liberation Theology:The First Wave (1924-1959)
@范 鑫
《西欧的解放神学： 第一波（1924-1959）》（Western European Liberation Theology: The First Wave (1924-1959)），由格尔德- 赖纳·霍恩（Gerd-Rainer Horn，1955-）所著，记载了20 世纪20 至50 年代天主教会的第一波改革浪潮。霍恩生于西德，高中毕业后移居美国，1992 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西俄勒冈大学和华威大学，2013 年成为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d’Etudes Politiques）20 世纪政治史教授。19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由工业化和民主化两股力量加以推进，其发展理论继承了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宪政、民主、法制、人权等原则，构成西方现代社会重要的思想基石，此时的天主教则站在各种现代化思潮的反面。1869 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First Vatican Council）依旧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对各种“现代产物”都贴上了反对的标签。进入20 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的缺陷日益凸显，天主教会内部的一些神父和神学家开始深入底层社会，积极谋求变革，希望通过青年工人和平信徒的力量革除时弊。本书所提及的“第一波”浪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全书由五个章节加结论构成。第一章以“基督教青年工人” 协会（Kristene Arbeidersjeugd, KAJ;Jeunesse Ouvrière Chrétienne, JOC） 为例， 论述了20 世纪初的“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 运动。比利时拉肯（Laken）地区的约瑟夫·卡迪恩神父（Joseph Cardijn，1882-1967）注意到天主教神职系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愈发保守，很难触及下层的贫困群众。当时的比利时社会法律制度不甚完善，童工很少受到保护，处境十分悲惨。卡迪恩创建的“基督教青年工人”协会鼓励年轻人自我管理，在具体工作中提出了著名的“观、断、做”（“see, judge,act”）三步法。1 该协会的官方手册将自身宗旨概述为：促进个人的成长并激发青年工人的专注、兴趣和热情。在协会中，无数年轻工人克服了心理障碍，开始发现彼此、发现自己。该组织的另一个创新之处是将工作场所变成了大教堂，在争取改善劳动环境的同时致力于扭转工业化进程中宗教热情减退的趋势。随着这一组织模式的传播，其目标群体不再局限于年轻工人，而是扩展到天主教大学生、青年农民、独立的中产阶级等各类青年。
第二章的主题是神学家和知识分子对“平信徒”的关注。世俗化是天主教会传统上极力排斥的对象，这时却启发了诸多神学家的改革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新托马斯主义神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在代表作《完整的人道主义》（Humanisme intégral）中，马里坦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严重缺陷，并构想了一个“新基督教世界”（New ristendom）, 后者将以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行动为基础，成为一个没有阶级和等级压迫的爱的共同体，实现个体的价值、尊严与社会公共利益统一。平等和共同理想是构成这一新社会的支柱。2 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1932 年10 月创办了《圣灵》（Esprit）杂志，大力宣传人格主义（Personsalism）思想。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危机，希望从人格主义入手，探讨解决问题的出路。穆尼埃的人格主义基于天主教传统，认为人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聪慧还是无知，皆具有神圣性。整个世界都与人有关，每个人都可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参照物。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捍卫每个人的现实权利，不断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为全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空间。穆尼埃的人格主义是以行动为导向的哲学，在他看来，人不是“静态”之物，而是一个“过程”和“运动”。每个人都负有解放自身的责任。穆尼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个人解放的障碍，因此必须被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和消费组织所取代，集体主义与人格主义并不冲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爆发革命后，穆尼埃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寄予厚望。西班牙革命失败后，穆尼埃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趣日益浓厚，但并不认可斯大林模式排斥民主的倾向。他的思想启发了战后西方“新左派”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4
第三章，作者介绍了20 世纪40 年代左翼天主教的政治活动。在简单梳理了法国人民运动（MRP）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历史后，作者对意大利政坛着墨颇多。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DC）在纳粹政权倒台后成为代表天主教官方立场的主流政党。阿德里亚诺·奥西奇尼（Adriano Ossicini，1920-2019）、费利切·巴尔博（Felice Balbo, 1913-1964） 和佛朗哥· 罗达诺（Franco Rodano，1920-1983）反对基督教民主党的保守主义倾向，于1939年组建了意大利基督教左翼党（Sinistra Cristiana），将天主教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接受了后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自称天主教共产主义者，但对斯大林模式限制工人民主的做法持批判态度。该党在二战期间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1945 年解散后融入了远为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基督教社会党（Partito Cristiano-Sociale）则全盘拒绝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受到蒲鲁东（Proudhon,1809-1865）和穆尼埃的影响，倡导以基层自治实现“经济民主”，与意大利社会党关系较为密切。4 这一时期意大利教会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唐泽诺·萨尔蒂尼（Don Zeno Saltini，1900-1981）神父。他于1947 年5 月占据了被废弃的弗所利集中营5，为穷人建立了一个新的社区。在唐泽诺的领导下，社区成员于1948 年2 月14 日讨论签署了《诺玛德尔菲亚公约》（Nomadelfia），决定按照《使徒行传》中“原始教会”的模式组建了一个平等、民主、没有货币交换的集体主义公社，并作为社会运动加以推广，以期达到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的社会理想。尽管遭受众多非议，这项坚持至今的激进社会实验充分表明意大利天主教在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之外并不缺少先知精神和创造活力。
第四章的重点是“第一波”浪潮中的左派群众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人民家庭运动”（Mouvement Populaire des Familles，简称MPF）。1943 年维希政权禁止左派和工会活动以后，MPF 转变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运动，在1945-1946 年间吸引了超过几十万的成员加入。最初该运动提倡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随后致力于维护妇女权利，促进了工人阶级女性的自助和互助，使其有机会在为期六周的“继续教育”课程中学习针线贸易的技巧，并对长期或暂时难以承担所有必要家务劳动的妇女提供援助。该运动认为妇女具有与男子同等程度的尊严和个人价值，应充分融入其社会环境，过上充实的生活，最终实现性别平等。战后该运动逐渐衰落，但20 世纪50 年代仍有“余热”，最终融入60 年代的“新左派”之中。
第五章主要讨论了面向工人阶级的“基层团体”建设和“工人神父”运动。从20 世纪20 年代的“基督教青年工人”协会到40 年代的“人民家庭运动”，基督教神学家和知识分子在“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的框架下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改革并未就此止步。1943 年，亨利·戈丹（Henri Godin，1906-1944）和伊凡·丹尼尔(Yvan Daniel,1909-1986) 在《法国：宣教国家？》（La France: pays de mission？）一书中指出：以堂区为基本单位的传统教会结构不能适应工业化时代阶级分化的社会现实，堂区神父的社交圈子往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心态，与当地的工人社群存在深刻的隔阂，这是工人阶级去基督教化的根本原因，没有关系亲密的基督教共同体就没有成功的传教运动。6 面对世俗社会主义在工人社区的广泛影响，天主教左派神父首先致力于创建具有凝聚力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基层团体（base communities），后来为了彻底消除与蓝领工人的文化隔阂，很多人甚至直接进入工厂参加体力劳动，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参与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这就是著名的“工人神父”运动。法国枢机主教伊曼纽尔·苏哈德（Emmanuel Suhard，1874-1949）1942 年在利雪（Lisieux）成立了“法兰西传教团神学院”（Le séminaire la Mission de France），培养面向城乡非基督教群体进行传教的人才，并以基层团体作为日常组织形式。这所神学院很快成为法国天主教进步主义思想和传教经验的交流中心，马克思的作品和法共的《人道报》在这里被广泛而严肃地阅读和讨论。1943 年，苏哈德枢机还专门组建了服务于巴黎周边工人聚居区的“巴黎传教团”(la Mission de Paris)。虽然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世批准了法国这一大胆的“社会实验”，但到了20 世纪50 年代又逐渐对其加以约束，神父们被禁止在大型工厂从事全职体力劳动。1959 年，“工人神父”的教牧模式被梵蒂冈彻底禁止。
本书最后探讨了20 世纪天主教“第一波”和“第二波”改革浪潮之间的关系。“第一波”改革的主要成果是平信徒神学和教牧地位的提升以及面向工人阶级的各种天主教社会运动。学界常常将其与“第二波”改革浪潮，即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的天主教左派特别是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相对比。本书作者更加强调两股浪潮之间的连续性。首先，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代表人物明确承认他们从20 世纪欧洲神学中获得了许多灵感。例如，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50 年代曾在法国里昂接受神学教育，后来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解放神学》中大量引用了玛丽- 多米尼克·舍尼（Marie-Dominique Chenu）、伊夫·贡加尔（Yves Congar）、亨利·德吕巴（Henri de Lubac）等“第一波”进步神学家们的著作。其次，“第一波”浪潮中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包括“工人神父”成员）直接深入拉美社会开展工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雅克·马里坦曾在拉丁美洲进行研究，成为当地天主教民主派的精神偶像。法国多明我会经济学家路易- 约瑟夫·勒布雷（Louis-Joseph Lebret，1897-1966）1947 年来到巴西圣保罗，以人文主义经济学思想为指导创建了“社会系统图文分析协会”（SAGMACS），致力于通过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来推动巴西大城市的社会平等与社会发展。因此，1924–1959 的“第一波”天主教进步运动，为五、六十年代更为广泛的、席卷全球的“左翼巨浪”埋下了伏笔，也预示着改革将会朝着更加激进的方向迈进。
本书较为全面地呈现了20 世纪上半叶“第一波”西欧天主教左翼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影响，内容涵盖领军人物、改革思想以及社会运动等诸多内容。作者认为，20 世纪上半叶西欧天主教的历史进程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既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借鉴也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抵制与反思。左派神学家和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重视对工人阶级尤其是青年工人的动员和教育，同时积极投身于争取工人权利特别是结社权的斗争。这一时期，天主教的部分传统发生了重要变革，平信徒的神学地位和组织能动性大大提高。以上都为梵二会议的历史性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本书对“第一波”浪潮中某些重要人物的着墨较少，如上文提到的路易- 约瑟夫·勒布雷神父及其人文主义经济学思想。另外，“天主教左派”的概念在不同的章节中囊括了性质不同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对其内涵似乎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澄清。纵观全书，在同期的西欧国家中，法国和比利时法语区的天主教社会运动最为丰富，神学思想也更加激进。如何解释这种地域差异？作者霍恩并未直接给出答案，值得学界继续探索。
（范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