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学史》书评
吴秋红
《全球史学史》是国际知名的欧洲思想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学者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 1926-2017)与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晴佳以及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苏普里娅· 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共同撰写的史学史著作。本书从全球视角出发撰写史学史,前后出版过两版,与2011 年的第一版相比,2019 年的第二版1 更新了有关拉丁美洲史学、非洲史学、全球史、环境史、性别史以及俄罗斯史学的内容。本书将18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史学的发展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讨论,不仅研究西方的史学流变,也考察了亚洲、中东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学发展,提供了关于全球化时代历史书写状况的最新叙述。
本书的主题是探讨历史书写方式和政治、社会背景的关联,即在全世界历史文化之间开始相互影响的时期而孕育出的历史思想及其书写的历史。为了呈现这一论述,作者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两个核心概念为指引,在广泛的思想、社会和经济的背景下追溯历史思想和著述在该段历史时期的发展,讨论的重点是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一个概念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殖民化的早期阶段,该阶段中有关全球观念的例子比第二阶段还要多,这要归功于海外探险过程中地理知识的丰富,欧洲在当时被认为是多种文明中的一种。在第二阶段19 世纪至20 世纪初,非西方世界在捍卫自己的自主性和文化的同时,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上采纳西方的观念和制度,历史研究关注的中心是欧洲,是把欧洲视为文明顶峰的欧洲观,对其他地区则持藐视的态度,这种欧洲观的特点是关注民族国家。二战后是第三阶段的开始,新型的帝国主义取代了老帝国主义,开始的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对所谓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的经济渗透和控制,该阶段的历史叙述中非西方世界以及文化和社会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第二个概念是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与传统思想方式、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决裂,从这一认识考察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编纂的历史,是努力将历史学从文学改造为科学,即坚持历史编撰的基础是职业学者对证据进行考察,对史料考证的愈益重视。除了西方,中国、日本、伊斯兰国家、印度几乎都同时产生了把历史研究视为一门严谨科学的新观念。这一观念的诞生是与历史研究的职业化相伴随的。
《全球史学史》由导论和其他八章构成。第一章讨论的是为什么将18 世纪作为叙述的时间起点。作者指出将讨论的时期限定在18 世纪至今,是因为这一时期是西方对世界产生普遍影响的开端,是西方和非西方的史学传统在全球背景下相互影响的时期。18 世纪以前,东亚、北非、东南亚的穆斯林世界、南非、印度,都有各自牢固的历史研究传统,互相之间处于隔绝的状态。西方史学传统从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前484—前420) 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前460—前400) 提供的两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当时;伊斯兰世界对古代希腊和希腊化世界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非常熟悉;在东亚,孔子(约前551—前479)建立和发扬了各级史官记史和撰史的古老传统,影响遍及东亚;而在印度,史学传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梵语《吠陀》。18 世纪后三十年到19 世纪,随着英国先后在印度、穆斯林各国确立殖民统治,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被打破,开始了西方化的过程,虽然各个地域这种过程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每个地方都是因面临传统观念和制度抵制而经历了变化的过程。
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都是叙述民族主义史学及其发展,民族主义史学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进程而变化发展的。法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后的拿破仑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研究、写作和阅读的状况,历史学家做出的直接反应是反对激发了革命的启蒙主义理想,19 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取代启蒙主义。出于对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反叛,人们开始发现民族是近代历史中的核心力量,民族主义的历史写作由此在西方产生,并且开始在西方以外产生影响。第三章的内容是民族主义史学的推进。1848 年和1849 年的欧洲革命对社会和史学的影响虽不及法国革命,却是西方世界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氛围根本变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者的目标还是得到了实现,如普选权、选举制,这些推进了民主主义,推进了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此时史学的民族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的研究领域,社会史和文化史中还没有出现,这与欧洲革命有极大关系。第四章是民族主义史学的进一步推进,从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推向了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产生了反叛理性和启蒙主义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导致了纳粹主义的产生,民族主义由此发展到了极端。最初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是相伴产生并相互融合的,二战期间民族主义走向反启蒙,发展成纳粹主义,带来了对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民族叙事的反思。第五章的内容是民族主义的普及,即20 世纪中东和亚洲的民族主义的发展。
第六章至第八章的内容是史学写作对民族叙事的挑战与超越。第六章中作者写道,20 世纪60 年代,随着社会科学的推进,美国、法国、德国出现了对民族主义史学的突破,法国的年鉴学派,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都代表了文化研究的转向。第七章的内容是20 世纪末亚洲和中东的历史学,记述了西方以外的世界的史学发展,如伊斯兰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第八章的内容是历史学的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化的世界与历史研究转向,作者对当前世界各地历史学的实践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全面讨论,其中五个趋势是重要的:“1. 文化专项和语言学专项带来的新文化史的兴起;2. 女权主义史学和性别史的扩展;3. 回应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结盟;4. 对民族史学的挑战与后殖民主义的联系;5. 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起,以及不同于他们的全球化历史的兴起。2”
对于西方学者而言,超越西方中心论,从全球化的角度入手研究历史和史学是不容易的举措。比如乔治· 古奇(G. P. Gooch, 1873-1968)的《19 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13 年)被伊格尔斯认为是英语世界的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奠基之作,该书探讨欧美的历史写作,在当时看来已经具有宏大的视野,但隐含着一个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共有的偏见,即历史书写只是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他地区则是落后的所以不值一提。另外热衷推动全球史学史研究的加拿大昆士兰大学的丹尼尔· 沃尔夫(Daniel Woolf) 在1998 年发起主编《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两卷本时,编委会全由欧美学者组成。沃尔夫在序言中对该书中增入钱大昕、章学诚、钱穆等中国历史学家解释道,他们知名度低但在自身领域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此举的代价就是缩短了本应分配给欧美学者的篇幅,意在纠正教科书和词典中的西方中心的偏见。沃尔夫的这种将中国史学者纳入全球历史写作中进行介绍的做法是站在一定高度上以较大视野来对待史学写作的举措。
但与沃尔夫在序言中以解释的口吻说明减少原本欧美史学者的介绍篇幅以便增入中国史学者举措不同,对于伊格尔斯来说,将非西方史学的写作纳入全球史学史发展中显得毋庸置疑,这展现了伊格尔斯作为史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和格局。早在1979 年他与时任杜克大学的哈罗德·帕克(Harold Parker)教授合编了《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收入了世界各主要地区历史研究传统和现状的篇章,这在当时的英文学界堪称首例。之后伊格尔斯继续推广全球视野的史学史研究,于1997年出版了《20 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广受好评。2011 年伊格尔斯和王晴佳以及苏普里娅·穆赫吉推出第一版《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earson Education),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从全球的视野考察历史研究和书写如何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著作。据王晴佳介绍,该书出版之后德国著名的学术出版社梵登霍克 - 鲁普雷希特(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想找人译成德文出版,但他们想翻译的是修订本,于是这就有了在内容和篇幅上取舍增删的修订问题,三位作者的共识是增加拉美、非洲和俄罗斯史学的部分,更新对当代史学流派的分析和描述。这导致必须将第一版的内容做出不同程度的删减,以腾出篇幅给需要增加的新内容。对此王晴佳希望尽量保留有关东亚和中东史学的部分,以保证西方之外的史学写作的叙述篇幅。伊格尔斯则想要在这新版中增加旧版没有的内容以凸显其全球视角。为此目的,他最大程度地压缩了他所擅长的领域——现代德国、欧洲历史学的叙述,如浓缩了德意志的思想家黑格尔、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的史学思想,包括他本人比较心仪的马克斯·韦伯的部分也做了减缩。由此,伊格尔斯增加俄罗斯近代史学,以“俄国、东欧和南欧诸国”为小节的标题进行全面介绍。据王晴佳介绍,通过压缩西方近代史学而节省出来的篇幅主要用来描述欧洲之外的历史实践,比如补充了第一版中简述的拉美和非洲的史学,新增了南非史学的一节。
前文已经提及本书第二版修订时更新了几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其中非洲史学、女性史和环境史和情感史的修订是尤其引人注目的。关于非洲史,作者写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史学发展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的民族主义时期,民族压迫比印度更残酷,而且有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的支持。……与印度相比,更加明显的是,殖民统治着坚持非洲是没有历史的大陆,至少黑非洲是没有历史的。欧洲和北美的知识分子和公众大都持这样的看法。3”但是伊格尔斯认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黑非洲的学者便开始证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殖民地时代以前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伊格尔斯用他的研究证实了以往被史学界忽视和不认可的非洲史也是有其发展脉络的,并且也形成了研究共同体,不应该是被忽略无视的史学领地。这种对非洲史学的尊重与认可或许也源自伊格尔斯早年致力的美国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权益而进行的斗争。
另外,本书对女性史和性别史的关注是修订的特点之一,该部分内容由苏普里娅·穆赫吉修订完成。女性史和性别史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后殖民理论的观照和非西方的视角。作者比较了2006-2015 年间美国历史学会和同期两年一度的德国历史学家大会的议程,发现美国史学家有纯粹研究性行为和性别的严重倾向,乃至忽视了社会和政治的广大层面,在美国史学界女性主义史学对扩展史学的新领域功劳卓著,但德国史家虽然也关注殖民地世界,也并未完全忽视女性及其需求,但和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相比,他们将女性的问题嵌入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中去分析。此外作者还关注到,“近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世界’或‘全球’的视野来从事女性和性别的研究。性别研究的学者在这一去中心化合相对较新的领域中,找到了一个机会来从‘性别化’角度重新思考历史学的基本概念。就这一企图而言,特别是在英语世界,性别研究十分合适,因为他已经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4”可见本书对女性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动态的把握是前沿的。
本书另一个重点阐述的史学研究领域是环境史和情感史研究,作者认为环境史是历史学与自然和社会科学间的新联盟,与此相似的还有情感史,作者认为这两者是近来史学界迅速成长的两个流派。环境史在形成初期在美国学术受到较大关注,至20世纪90 年代环境史研究在美国达到高峰,同时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学者的加入使环境史研究愈加国际化。环境史的研究有从政治视角,也有从文化、思想和物质的方法来分析历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环境史的研究有助于历史学家看到超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兰克史学模式之必要,环境史研究中的历史学与自然和社会科学建立新联盟的领域不仅有生物学、考古学和生态学,还有森林学、气候学和孢粉学。与环境史一样,情感史也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和致力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手。作者认为情感史除了受到社会史的启发外,也延续和拓展了新文化史、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潮流。情感研究对历史学家提出了更新历史知识传播手段的要求,因为现代历史写作中最为推崇的叙述体无法有效表现历史人物的情感,这对情感史专家是一个挑战,也是对世界上所有历史学家的挑战。
笔者阅读的感受是,本书在书写史学史时,特别注重史学写作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的关联,无论是对民族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记述,还是对全球史研究转向的描述,都关注历史著述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注重探讨书写历史的方式和政治、社会背景的关联,即重在探讨历史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时期,历史思想和著述的历史。“在全球化和快文化的冲击下,研究当今世界复杂性所需要的方法无法借助于后现代史学,不能仅仅靠后现代过于微观的研究,而需要总体性的对史学史的把握,厘清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多样,并且来自世界各地。5”所以作者除了注重从纵向把握史学思想的连贯性,力求对每个时期的史学研究特点背后的思想背景做出解释,使读者能够借助思想史更好地理解各种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产生和转变;在横向上,本书注重比较同时期不同地域间的史学特点,此举更加有助于读者把握每个地域史学研究的特点及与其他史学研究的关联。全书文字严谨,可读性强,对全球历史研究的进程,史学的发展与转折及其国际背景都详细论及,是一部史学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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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 穆赫吉著,杨豫、(美)王晴佳译:《全球史学史》(第二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6 月。
2 (美)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 穆赫吉著,杨豫、(美)王晴佳译:《全球史学史》(第二
版),第579 页。
3 (美)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 穆赫吉著,杨豫、(美)王晴佳译:《全球史学史》(第二
版),第446-447 页。
4 (美)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 穆赫吉著,杨豫、(美)王晴佳译:《全球史学史》(第二
版),第571 页。
5 (美)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 穆赫吉著,杨豫、(美)王晴佳译:《全球史学史》(第二
版),第60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