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世界体系的重构
——评《19 世纪大转型》

陆林

       《19 世纪大转型》是德国历史学家贡德·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未完的遗作。贡德·弗兰克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导师是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但是，贡德·弗兰克强烈反对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理论。他先后在拉丁美洲几所著名大学任教，研究拉美问题，并且形成和发展了依附理论的相关研究。20 世纪70 年代，因为贡德· 弗兰克的观点被美国执政当局视为危险言论，他被美国司法部宣布禁止入境。在欧洲几所高校任教期间，贡德· 弗兰克的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等领域。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等领域的研究，是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贡德·弗兰克的代表作是《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他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从航海大发现到18 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在亚洲，而欧洲在该体系中占据次要和边缘地位。1800 年以后，欧洲才逐渐取代亚洲占据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现在，西方的世界中心地位即将结束，亚洲将重新占据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2005 年 4 月 23 日，贡德·弗兰克病逝。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德内马克（Robert A. Denemark）受贡德· 弗兰克家人及朋友之托，辛劳多年终将《19 世纪大转型》编辑成书。该书一经问世，就如同贡德· 弗兰克的另一部扛鼎之作《白银资本》，在学界引起巨大关注。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刘北成所说，“作为《白银资本》的续篇和未完成稿，《19 世纪大转型》可能更会引起争议。两部著作合在一起，构成一部极具特色的近代全球史，会引发读者对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对新世纪的思考。”
       长久以来，西方社会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兴起尚未给出合理的解释，贡德·弗兰克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如同加州学派的其他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有关西方主流社会思想的相关表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实际情形也并非如此。这一切都与世界范围内学界的分析方式大多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假定为基础息息相关。贡德·弗兰克主张相关研究的焦点应该是世界体系。因为致使某地区兴起或衰落的主要因素，实际上都是全球性的，而地区性的进程很少起到决定作用。他呼吁学者必须拓宽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进程纳入思考中，寻求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放弃之前那些认定它们相互隔绝的看法。贡德·弗兰克一直专注于构建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史，试图弄清亚洲在这一世界性的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探寻在此体系所创造的环境中欧洲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为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贡德·弗兰克认为在欧洲兴起之前，这一世界体系早已存在。以往的研究者们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变化，却忽视更广阔体系的相关连续性。他不认为欧洲自身的进程是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也不赞同欧洲自身的进程对全球体系进行了重组的观点。贡德·弗兰克认为亚洲的衰落是欧洲兴起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堪比欧洲的任何相关事件，并且引用其他学者的大量文献对其加以佐证。该书中贡德·弗兰克的观点和见解展现出一个不同以往的19 世纪，并且在很多方面颠覆了人们对于19 世纪的既有看法。
       借用《白银资本》中的方法，《19 世纪大转型》从挑战和打破有关19 世纪的一整套“神话”开始。对于以往学界有关19 世纪的众多“权威”认知，贡德·弗兰克在自己的研究中都斥之为“神话”。他在该书开篇就咄咄逼人地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多达25 个质疑，并且对这些质疑进行充分地实证性阐释，力图破除这些长期被人们奉为圭臬的“神话”。例如，他不认为曾经有过工业革命；不认为英国曾经是世界工厂；不认为西方的兴起发生在1870 年之前；不认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出现在1850 年之前；不认为直到19 世纪中期，大部分中国人，甚至是印度人，与欧洲最富裕的英国人的收入差别很大；不认为世界经济由世界市场组织起来；不认为19 世纪是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不认为英国在19 世纪拥有全球霸权（因为那时，它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等等。其中，在有关“差距”的“神话”中，贡德·弗兰克大胆且创造性地提出“大分流”出现的时间可能是1870 年，甚至是1880 年。期间，亚洲与欧洲之间发生兴衰更替。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促使自身经济迎来爆炸式增长，在各方面均超出亚洲和世界其他各个地区。与此同时，原先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亚洲，则陷入停滞不前或倒退衰落的状态。由此，欧洲暂时打断亚洲的支配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支配地位。贡德·弗兰克认为，人们对19 世纪的理解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神话”，这些“神话”统统被装进一个“西方的兴起”的大“神话”当中。弗兰克认定，以往有关19 世纪大转型的众多认知错漏百出。不过幸运的是，已经有诸多“加州学派”学者着手破除这些“神话”。
       贡德·弗兰克在认为，无论是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整体历史变迁，还是探究其中地区性的、部门性的、阶段性的具体情形，都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分析框架。进而，人们不难发现历史的延续性远比不连续性更加显著。当人们采用着眼于全球的视角时，历史的连续性看起来远超不连续性。其中，西方的兴起即源自这一全球历史的连续性。在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18 世纪延续下来的连续性，要比任何所谓的转型更显著。贡德·弗兰克始终认为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并且力图建立一个图表，用来反映世界经济范围内各区域间的要素禀赋与价格、它们衍生出的租金或其他收入以及这些衍生收入在全球的分配情况。他也尝试绘制一个全球模型，用来描述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以及整个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运行和历史变迁。他认为对全球政治经济的研究是理解19 世纪的唯一途径，也是理解全球政治经济体内部如何以及为何出现大分流的唯一途径。对于从全球视野出发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做法，众多学者的作品均有涉及，比如福克·希尔格特（Folke Hilgerdt）、拉马丁· 耶茨（Lamartine Yates）、阿瑟· 刘易斯（Arthur Lewis） 等。贡德·弗兰克对这些学者的作品均提出鲜明的批评性见解。如对于阿瑟· 刘易斯出版于1978 年的《增长与波动，1870-1913》，他认为刘易斯并未进行整体性的全球分析；刘易斯的建议和做法正好与真正需要的相反；刘易斯等人的研究，出发点就是错的。对于C. A. 贝利（Bayly）出版于2004 年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全球性的关联与比较》，贡德·弗兰克不留丝毫情面地指出该书中的九条错误，尖锐犀利，洋洋洒洒。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贡德·弗兰克的批评性见解总是带有其个人鲜明的特点，直截了当，一针见血。贡德·弗兰克使用和引用大量历史证据，力图说服人们放弃使用19 世纪中期来划分全球性发展的做法，转而采用1870 年作为划分全球性发展的做法。虽然整个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不断变化，但还是延续到今天。贡德·弗兰克提出“多样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这个重要概念，并力图在对19 世纪全球经济的历史、结构、运行以及转型的再解读和再建构中清晰阐释这个概念的内涵。他认为全球经济体的多边或多角关系帮助在该体系中居于特权位置的地区从整个体系中赚取大量利益。通过这种多边或者多角体系的结构和运行，在整个体系中居于劣势位置的地区所创造的财富和收入会被转移到居于特权位置的地区。由此，贡德·弗兰克特别强调“位置”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性。“位置”可被视为理解西方兴起和世界体系不断变化的一把钥匙。他认为整个体系中参与者的“位置”决定其他的一切。对于那些部门的、区域的或国家层面上的参与者而言，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它们所处的“位置”。贡德·弗兰克重点提到阿尔夫·霍恩伯格（Hornborg Alf）的著作《机器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Machine）中的三个主要分析对象：全球经济与市场、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多角和多边结构及构成，以及“中心”产生的熵1 向“边缘”的耗散等。处于“中心位置”的市场在熵的耗散过程中获利甚多，处于“边缘位置”的市场在此过程中获利较少，并且被迫承受相应代价。若不能将熵耗散或者转移出去，处于“中心位置”的市场会破坏其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处于“中心位置”的市场会强迫处于同一体系但“位置”不利的地区吸收其所产生的熵，并且承受那些失序。
       贡德·弗兰克认为1750 年至1810 年的世界是连续多于变化的世界。就中国而言，人们需要摈弃之前宣称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实力依旧在增长。借助《白银资本》中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在18 世纪的快速增长延续到19 世纪，并且持续到更晚些时候。他认为“加州学派”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能佐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贡德·弗兰克指出，世界经济在19 世纪前半段基本上保持原来的面貌。中国在此世界经济市场中处于“中心位置”。先前的各种世界经济关系都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扩张。多种经济活动、政治权利结构以及由它们造就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大体上持续到1870 年。真正的大分流及其导致的东西方差距是在1870 年之后才得到显现。中国、印度、英国和美国构成几个多边性的的贸易和支付三角关系，也预示着一个结构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庞大的世界性贸易与支付多边体系的存在。正是这一不断扩张且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与支付体系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且造成世界经济发展成本与收益的不平等分配。不难发现，贡德·弗兰克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与阿尔夫· 霍恩伯格提出的“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多角和多边结构”这一主要分析对象相关联。对于另一主要分析对象“‘中心' 产生的熵向‘边缘' 的耗散”的阐述，贡德· 弗兰克提到19 时期后期出现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以及其对经济带来重大变革，移民在各地的流动并不均衡，其规模也会随着时间起落。因为大规模移民行为的发生，取决于出发地和接收地双方经济状况的周期性变化。对于19 世纪及随后发生的事情，任何严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分析和评估此次移民对世界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贡德·弗兰克始终认为世界经济在1800 年，甚至是在19 世纪中期，仍未展开新的阶段。此时的欧洲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工业革命”，而仅仅是获得“制造业的进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都显示此时的亚洲还在延续之前的发展趋势。贡德·弗兰克承认这种推断和对比的价值具有一定的限度。因为欧洲和亚洲都卷入由贸易、投资、支付以及某些移民组成的复杂多边体系。也正是这种世界性的关联，在各地造成不同的结果。
       贡德·弗兰克认为在1870 年至1913 年的40 年里，世界政治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诸多转型，诸如人口及移民规模的显著增长、“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以东西方在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距，世界贸易网络得到高度发展，有关劳动分工、贸易和支付活动的三角关系得到继续完善。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多角和多边结构”得到确立。正因为此，全球性的大转型才得以现身：“发达”的西方或北方，与不发达、欠发达或发展中的东方和南方之间，在经济增长、地缘政治、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等方面，都出现巨大的差距。此世界范围内转型的成本和收益的分布，并非取决于任何特定地区的固有特征或特质，而是取决于各地在整体体系中所占据的结构性和功能性位置。但是，各地区、各部门在转型中的遭遇颇为不同，这也导致先前并未出现的大分流此刻出现在世界面前。贡德·弗兰克将各地区在整体世界中所处的结构性和功能性位置，作为决定各地富有或贫穷、发达或欠发达的主要因素，并且进行深度分析。贡德·弗兰克认为，处于“中心位置”的地区，其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物理熵和社会熵的产生与不公平的耗散。这些熵的耗散经由多边的路线，被输出到边缘地区。正是这些熵促成边缘地区的低度发展。对于西方的兴起乃至大分流的出现，贡德·弗兰克认为既有的研究既不可信，也不真实。因为既有的研究大多采取“部分优于整体”的取向，并且多在国家内部的历史中探寻背后隐藏的原因。因此，贡德·弗兰克认为需要对“西方的兴起”进行再讨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的批评，主要基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原则。他坚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孤立于整个世界体系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世界体系中任何部分的发展，就必须将之置之于整个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动态变化中去分析。弗兰克的研究是一种对世界历史的新理解。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兴起”基于“东方的衰落”。这种理解颠覆之前的理解。弗兰克发展了一种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这种体系理论是“以亚洲为中心”的，欧洲在其中更多处于边缘和非中心的位置。后来，正是在这一体系当中，“西方的兴起”得以发生。
       因为贡德·弗兰克并未提到太多可以作为结论的内容，罗伯特·德内马克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略谈自己的看法。“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贯穿此书的首个主题。贡德· 弗兰克认为，对社会各要素进行分析时，必须要将各要素置之于广泛的社会体系中去审视，关注其在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反对在研究中仅局限于微观的小范围或者宏观的双边关系。他强调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多重“三角关系”，反对简单的双向关系。“将国家（政府）带回讨论”是该书的第二个主题。弗兰克在该书中重点分析了多重“三角关系”，而国家（政府）即处在多种三角贸易关系的顶点。此外，他还重点分析了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政府）总是陷入失败的原因。此外，弗兰克对于“熵的耗散”的洞见，给人印象深刻。该书常常提及“社会熵”观念：要实现一个国家（政府）更为有秩序的状态，需要其他地区陷入更为混乱的状态。弗兰克认为第三世界就是一个社会熵的倾倒场所。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罗伯特·德内马克在本书中写到，“这份书稿并不是完整明确的表述。贡德因病未能完成此项研究。他本人就指出过数十处论证尚不周全、材料尚需补充和引用尚待查证的地方。我已经尽全力去查证相关引用，并补上出处了，不过这一努力并不总是能行得通。”2 因为贡德· 弗兰克的早逝，本书明显欠缺相关的结论。正如罗伯特· 德内马克在本书中所言，“我在弗兰克所留下的书籍中，只是发现了他为结论部分写下的五行提纲，它们应该就是他在总结全书时想说的内容了。我们只能利用他为结论写下的这几条提纲来想象一下结论的模样了。”3 此外，在读到贡德· 弗兰克的有关“帝国主义对受损害地区的渗透程度”与“人类该被如何对待”之间关系的段落时，罗伯特·德内马克指出贡德·弗兰克的某些观点仍有待商榷。
       贡德·弗兰克富有创新性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历史与理论，重点研究近代史上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地区和部门与“不发达”或低度发展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他在自己的研究中遵循可靠的证据，探究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并根据真实的历史证据探究这一体系的由来，构建一种新的世界史和新的历史研究方式。贡德·弗兰克是以一种真正概括全世界的视野来考察和呈现资本积累与发展的动态历程。他基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条准则，发展出一套对欧洲中心主义展开批评的分析方法。贡德·弗兰克是全球史研究的先驱。他所从事的研究，尽管有着独特的个人特征，但仍属于规模更大、持续更久的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贡德·弗兰克的终极价值，可以在他对人类的深沉关怀中予以呈现，也可以在他锲而不舍地对真相的追求中得到体现。一部真正的全球史所记述的是人类共同的历史，探讨的是人类共同的未来，也必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他毕生所从事的研究都隐含着对“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这种理念的倡导。正如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所说，“贡德·弗兰克是新兴的全球史研究的先驱。他就世界体系及其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弗兰克本人非常喜欢这一标语：‘多样而统一’，这也概括了他对现实的立场与期待。一种有关全球史的新的整体性理论，一种有关世界体系的新看法，都是朝向这一目标的。可喜的是，因为弗兰克促成了它们的出现，我们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走近了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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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熵”，作为一种物理量，代表某一系统内部的混乱程度，泛指某些物质系统状态的一种量度，
2 贡德·弗兰克，《19 世纪大转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Ⅲ。
3 贡德·弗兰克，《19 世纪大转型》，第3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