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

作    者◎吴礼敬       学        位◎博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李雪涛 教授  论文完成时间◎ 2017 年12 月

    如果把1876 年麦格基（Thomas McClatchie,1812-1885）翻译的第一个《易经》全译本作为《易经》进入英语世界的起点，那么《易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至今已走过140 多年的历程，其间各类新译本层出不穷，研究和评述文章更是源源不断。2002 年哈克尔（Edward Hacker） 等人编纂的《易学书目提要》（I 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已列出502 部《易经》翻译和研究专著、486 篇易学研究论文和书评，以及其他易学衍生产品和工具。此后司马富（Richard J. Smith）编纂的《易经中英文献选目》（Select 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the Yijing Since 1985,2009） 和撰写的《易学评传》（The I Ching: A Biography, 2012）、雷蒙德（Geoffrey Redmond）和韩子奇（Tze-ki Hon）合撰的《易学津指》（Teaching the I Ching, 2014）论及的诸多易学著作，为上述选目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有论者将《易经》的地位与《圣经》相提并论，虽是着眼于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影响力而言，但《易经》对英语世界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本论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典型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论文重点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呼应诠释学上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 贝（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 Cary F. Baynes, 1883-1977）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Richard A. Kunst）、茹特（Richard Rutt）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Richard J. Lynn）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

    论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诠释《易经》的方式。既往研究多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典型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产生时代、译者和传播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章讨论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 贝译本的出现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 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 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 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 贝译本之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
    第三章探讨《易经》从异教经典转变为儒教典籍的过程，主要探讨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 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
    第四章探讨《易经》从儒教典籍转变为智慧之书的经过，主要研究《易经》卫- 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 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 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 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 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破坏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 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性质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
创造了条件。
    第五章讨论《易经》从智慧之书转变为历史文献的过程，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Kidder Smith）、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 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 贝译本。
    第六章结论首先探讨了《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对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问题，进而指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本章总结了论文分析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这些因素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