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与中国学术出版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业界同仁，大家好。今天在这里我给大家谈一下有关全球史与中国学术出版的话题。内容共分为三个方面：一、全球史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我着重解释一下一些概念，让大家对这个学科有所理解。二、有关全球史的图书译介与出版。这一部分主要举例说明一下国外在全球史方面的出版情况，以及我们的译介工作。三、对中国学术出版的几点建议。主要对我们近年来的学术出版工作，提出几点建议，以求教于各位同仁和专家。

一、全球史研究

在西方的学术史中，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再到“全球史”，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源于基督教。在这里，历史是“神的行为的普遍表达”。在启蒙时期，这种救赎思想被世俗化了：“人类普遍理性的内在进步思想将取代神的救赎计划的原则”。 [1]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1754/58,《论普遍史》1754/58）和德国的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Was heiss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 1844/56,《何谓普遍史以及人们学习普遍史的目的》1844/56）就是西欧这方面很好的例子。普遍史被普及化了之后，今天的历史学家也用这一概念来指其他宗教的整体史的著作。例如德国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 1948-）在他的教授论文《中国佛教宗派的身份认同及佛教普遍史的编纂：宋代精神史研究》中，[2]就将景迁的《宗源录》、吴克己的《释门正统》乃至念常的《佛祖历代统载》等天台宗史籍称作普遍史，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历史著作进行研究。

受19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相关性原典，史学的所谓科学性一直拒绝跨界的历史学。而在同时诞生的历史哲学中，却产生了辩证历史的概念。从18世纪中叶开始，德国哥廷根大学在欧洲率先设立了历史学教授席位。1759年伽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1727-1799）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历史学教授，主持历史学讲座。从此时开始，一直到上世纪中叶，西方的是历史学家编纂了无数的“世界历史”著作。这一系列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西文著作，都是当时所认为的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很多卷帙浩繁，但都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在叙述的时候以欧洲为中心，以一种线性的发展逻辑否认世界的异质性和文明的多元化；二是将各地历史简单地叠加在一起，缺乏相互的关联性，更谈不到相互间的互动；三是基本上以地区、民族或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读者很难对所谓的世界史有一个整体观。由于经济一体化到来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历史的叙述也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麦克尼尔甚至认为本民族的力量根本构不成任何的突破，正是与其他外来民族的交往和互动中，形成了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直到20世纪60年代，史学才又重新融合其他学科，变得更加全面，当然新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的产生是和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讨论，包括世界完全不同的发展和发展道路紧密相关的。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出版于1963年的、极富影响力的著作《西方的兴起》，[3]从西方的传统出发，认为现代世界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同时他也在书中提出了互动的观念，亦即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乃至全球的发展。无论如何，世界历史自196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方面，如合理化、世俗化、科学化、技术化和城市化等，以及经济史方面。

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产生的概念。进入后现代以来，世界史也不仅仅是对世界某一国家历史的研究了。作为他者的世界史，对他者的感知交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他者，同时也反映出自我对他者的想象、建构、阐释的模式。世界史在某种角度上也构成了反思自我、反思历史的一种重要视角。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发展进程中，作为殖民主义产物的民族志学/人类学，在经历了解构之后，文化上他者、异族不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获得了重要的建构意义。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提出的“外部思维的视角”，便为反思主流话语、经典建构机制，提供了基础。

从内容上来讲，全球史超越了中国史、世界史的界限。而从方法论上来看，全球史会以广阔的视野和互动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从研究对象来看，全球史是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如果从学术出版来看的话，近年来比如对鸦片的研究，对郁金香、茶叶的研究，这些专题显然已经不是对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代所特有的东西，而的的确确成为了全球史研究的对象。

举例来讲，2014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德国国家科学院Leopoldina在哈勒（Halle）举办了一个研讨会，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欧洲和东亚在近代知识迁移和现代化进程”（Wissenstransfer und Modernisierungsprozesse zwischen Europa und Ostasien）。实际上，欧洲和东亚在近代知识的迁移，也不是单方向的：知识（包括观念）的迁移不仅仅是从西方迁移到了东亚，也包括东亚知识的西传，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样的全球史主题便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不再是中国和德国怎么样，而是欧洲和东亚的互动，并且将研究对象置于互动的网络系统之中，从互动中理解历史。最重要的是反对任何的中心论，不仅是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同时也破除了东方的中心主义。此外，从学科上来讲，只有不同领域的学者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共同参与，才能产生丰富的成果。今天任何单一的学科和方法都不可能有什么突破了。

在这里我给大家展示一幅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画家司马江汉（1738-1818）的一幅画：画的左边是他想象的一个古代中国文人，中间是日本武士，右边是一位在翻一本人体解剖学图书的荷兰人——当时兰学象征着西方先进的学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幅画看到，东亚与欧洲间的交流与互动实际上不是从今天开始的。1500年大航海之后，整个世界已经融为了一体，已经不可能将其中任何一个地域乃至角落作为跟其他毫无关联的独立体来看待了。

二、有关全球史图书译介和出版

世界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同时也使得全球史的研究成为世界各国一门崭新的学科，在我国2011年新的学科目录中，将历史学门类下的学科扩展到了三个：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从而使全球史研究成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在面临新的机遇的同时，也有诸多的挑战。从研究内容上来讲，中国在全球史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从30年来所引进的有关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图书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此外，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很多全球史专家，同时也是汉学家，例如《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1958-）[4]、《世界的演变：19世纪的历史》的作者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 1952-）[5]等都同时是著名的汉学家。

从上世纪60年代麦克尼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方的兴起》出版之后，西方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史非常重要的著作。下面我按照年代的顺序大致罗列一下英文、德文世界中有关全球史的权威性著作：

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7th ed.).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8 [197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现代世界体系), vol. I, 1974; vol. II, 1980; vol III, 1989; vol. IV, 2011.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 - 1900 (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学扩张)(= Studies i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6.

Jared Diamond, Arm und Reich. Die Schicksale menschlicher Gesellschaften (贫与富：人类社会的命运).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Fred Spier, 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Until Today (从大爆炸到今天的大历史结构).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6.

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97.

anet Abu 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欧洲称霸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8.

André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8.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Knut Borchardt, Globalisierung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化)(=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itzungsberichte, Jahrgang 2001, Heft 2). 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Beck, München 2001.

Wolfgang E. J. Weber, Universalgeschichte (普遍史). In: Aufriß der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Band 2: Räume (历史科学概论，卷二：空间), S. 15-98, Stuttgart 2001.

Jerry H. Bentley and Herbert F. Ziegler, 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Boston: McGraw-Hill, 2000); second edition (Boston: McGraw-Hill, 2003).

John R. McNeill, William H. McNeill, 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 Norton, New York 2003.

Jürgen Osterhammel, Niels P. Peterson, Geschichte der Globalisierung. Dimensionen, Prozesse, Epochen (全球化史：维度、进程、阶段). Beck, München 2003.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世界制度分析导论).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London 2004.

Herfried Münkler, Imperien. Die Logik der Weltherrschaft (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 Berlin 2005.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 Foreword by William H. McNei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5.

Hans-Heinrich Nolte, Weltgeschichte. Imperien, Religionen und Systeme, 15.-19. Jahrhundert (世界历史：15-19世纪的帝国、宗教与制度). Böhlau, Wien/Köln/Weimar 2005.

Hanna Schissler, Weltgeschichte als Geschichte der sich globalisierenden Welt (作为全球化历史的世界史).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政治与时事史), Nr. 1-2, S. 33-39 (2005).

Eckhard Fuchs, Karen Oslund, Guest Editorial: Teaching World History: Introductory Remarks (特约编辑：世界史教学导论). In: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世界史网络) 3.3 (2006).

Christopher A. Bayly, Die Geburt der modernen Welt. Eine Globalgeschichte 1780-1914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的全球史). Campus Verlag, 2006.

Imanuel Geiss, Geschichte im Überblick: Daten und Zusammenhänge der Weltgeschichte (历史概论：世界史的资料与关联).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Neuauflage. Rowohlt, Reinbek 2006.

H. Patrick Glenn,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orld: Sustainable Diversity In Law (世界法律传统：法律的可持续多样性),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Auflage, Oxford 2007.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世界的演变：19世纪的历史). C. H. Beck Verlag, München 2008.

John Darwin, Der imperiale Traum. Die Globalgeschichte großer Reiche 1400-2000 (帝国之梦：1400-2000年的大帝国全球史). Campus Verlag, Frankfurt a. M. 2010.

Geschichte der Welt (世界史). Hrsg. von Akira Iriye und Jürgen Osterhammel. 6 Bde. C.H. Beck, München 2012ff.

♦ Weltreiche und Weltmeere 1350–1750 (1350-1750年的世界帝国和世界海洋). Hrsg. von Wolfgang Reinhard. München 2014.

♦ Weltmärkte und Weltkriege 1870–1945 (1870-1945年的世界市场和世界战争). Hrsg. von Emily S. Rosenberg. München 2012.

♦ 1945 bis Heute. Die globalisierte Welt (1945至今：全球化的时代). Hrsg. von Akira Iriye. München 2013.

以上罗列有关全球史研究的英文和德文的26种著作，仅仅涉及从理论上试图对全球史进行阐述的通史性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不过有6种，仅占这些著作的20%多一点。当然除了英文和德文之外，还有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日语等相关的重要研究著作。例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1941-）的『世界史の構造』（岩波書店、2010年）[6]、俄罗斯学者庞京（В. И. Пантин）的《周期与浪潮：全球史。全球化的历史考察》[7]等都是有关全球史的重要论著。

早在17世纪，徐光启（1562-1633）在《历书总目表》中就曾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主张。[8]翻译是基础，只有在了解了世界各国在全球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到对话和超越。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的世界史/全球史的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图书译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面我按照出版的年代顺序，列出我所见到的书目：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作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马克斯著，夏继果译《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叶建军等译《世界：一部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夏继果、本特利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著，王晋新 宋保军等译《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威尔斯著，文昊等译《1688年，当中国走向世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

贝利著，于展、何美兰译《现代世界的诞生 1780-191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麦克尔著，韩莉、韩晓雯译《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本特利、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多林著，朱颖译《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阿米蒂奇著，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麦克尼尔著，孙岳等译《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上下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从以上十几种的作品著作来看，其中涉及到通史性的较多，这类著作多为教材或普及性读物，既通俗又是很多学生必备的刻本，因此拥有较多的读者。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本特利和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等，都已经翻译出版。区域性全球史，特点是将某一个或多个区域置于全球范围内来考察，强调其间的关联和互动，由于中国在其中常常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类著作也有一些被翻译了过来，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或彭慕兰的《大分流》。微观个案全球史，将某一个小的地方、旅行家、商品、观念等为研究对象，将其置身于广阔的关系情境中，探讨其全球性的意义。如罗斯（Sarah Rose）的《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改变中英财富版图的茶叶贸易史》[9]、戴什（Mike Dash）的《郁金香热》[10]都属于这一内容，但被介绍进来的还很少。专题性全球史，如对某一政治事件、制度、移民、贸易、知识、技术、传教、观念、环境、疾病等进行全球性专题研究。这类的著作除了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11]、麦克尼尔（J. R. McNeill）的《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12]等之外，基本上还没有被关注，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有待于专业学者的加入。

从出版社来看，除了个别其他出版社外，这些译本基本上集中在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三家。商务印书馆的“全球史译丛”从2006年至今已经出版了4种；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相关图书分散在“培文书系”、“世界史图书馆”以及“博雅人文读本”系列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除了“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之外，还主要由“甲骨文”工作室策划出版的一系列学术前沿的普及型学术著作中。在近期，“甲骨文”除了引进《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改变中英财富版图的茶叶贸易史》和《郁金香热》之外，他们还组织翻译了奥斯特哈默尔的几本全球史的专著。在奥斯特哈默尔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的历史》中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宏大叙事”，他也不遵循事件的时间顺序。相反，作者把世界一直发展到现代的丰富资料，分成三个主要方面，然后又细分为18个主题，这些主题包含了范畴（如时间或者空间）、问题领域（如边境）、对转变的情况的调查（如生活水平）、进程（如革命）、结构（如城市或国家）或者生产和再生产的定义范围（如工作或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忽视对历史人物或轶事/叙事的外在逻辑的分析。最终这本1500页的著作变成一块巨大的马赛克，上面每一块小石头都是为专门的全球史分析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在继续引进理论性和通史性的全球史专著的同时，也应当注重专题性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引进。这些工作国内学者做了一些，但显然是不够的。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将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球史与中国丛书”，其中有一部分是与中国相关的专题性全球史研究，这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教史、语言接触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等内容。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引进的相关著作，基本上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即便是德国人、法国人的专著，也是从英文转译的。如何展示一个多语种的、世界性的全球史研究成果，还依赖于从英文以外的专著中去寻找优秀的著作，以及物色好的译者。

此外，除了翻译之外，新世纪以来，国内的学者已经开始从中国的视角研究全球史，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8年出版《全球史评论》，至今已经出版了六辑。2008年以来澳门科技大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的带领下，以全球史观开展了对澳门的研究，出版了“全球史中的澳门”一系列专著。[13]在国内，有关全球史的研究才刚刚展开。

三、对中国学术出版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在强调大数据的今天，每个学科所需要引进的专著，是需要这一学科的顶尖专家在一起讨论决定的。专家中既要有国外的学者，他们对这一领域比较熟悉，可以将这一领域或专业最重要的研究著作推荐给我们，同时也要有中国学者参与，因为这也涉及到我们究竟需要哪些，所谓如何“接地气”。在这一方面，日本学术界与出版社的合作非常好，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如果我们看日本的学术出版的话，就会发现，首先他们的顶层设计很完善，其次翻译也做得很好。目前我国的学术，谈填补空白，学术创新的太多，实际上大部分人创不了什么新，只能做一些学术传承工作，一辈子能翻译几本书就已经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了。全球史也一再强调互动，中国从世界文明中汲取养分，吸收世界文明的成就，这一过程永远不会结束。

如果我们看日本学界对西方知识的吸收的话，真的会对他们的努力叹为观止。我自己做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翻译和研究，目前在主持“雅斯贝尔斯文集”的翻译项目。日本早在雅斯贝尔斯在世的时候，就翻译了他的大量作品。2014年6月我到奥登堡（Oldenburg）雅斯贝尔斯之家翻阅了他的1.2万册私人藏书，其中有几十本的日文书，包括他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日本学者送给他的介绍他的日文文章。遗憾的是，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而一位日本读者如果想要了解雅斯贝尔斯或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话，只需要找来理想社的译本来读就好了。他们最重要的著作都被翻译成了日文。我以前在翻译雅斯贝尔斯的时候，参考日译本会让你觉得日文译者的工作比我们要轻松，因为雅斯贝尔斯的很多引文，日文中大都有了翻译，也包括二流学者的著作。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术出版依然没有真正做到从顶层进行整体设计，每一个领域或学科哪些著作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哪些是仅供参考的？我们现在依然处于碰到什么，就翻译什么的状态。这很像早期佛经翻译时代——从东汉一直到东晋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344-413）来长安之前——当时并没有周详的译经计划，基本上是“值残出残，遇全出全”。中国学术出版任重而道远，今天我们的学术翻译早就应当超越这样的阶段了。

如果我们从目前已有的全球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引进上来看，基本上都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其他语种很少有被翻译过来的。并且英文的著作，也以美国学者为主。我在这里不是要否定美国学者在全球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做出的成就，而是希望在翻译美国学者的著作的同时，也翻译其他语种的相关著作。每个人可能懂的外语语种是有限的，都需要读译本。中国当代的学术氛围，为学者、研究者提供怎样的学术生态环境，是需要考虑的。全球史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去中心化，不仅要去除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也要营造多元文化的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氛围。因此，一些所谓的小语种的相关著作的引进，我认为对当下我国的学术生态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

引进、翻译国外相关学科的著作本身并不是我们学术追求的目的，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在此基础之上要有所突破。到目前为止，全球史学科的问题意识都出自西方学者那里，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亚学者对这些问题如何予以应对，甚至对以往的研究范式进行批判，一些对东亚学者来讲明显有优势的个案研究，等等，这些方面，我认为都是有可能产生突破的。上面提到的由钱乘旦主编的“全球史中的澳门”系列专著，说明中国学者在区域性全球史研究和专题性全球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就。

早在1919年，胡适（1891-1962）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新思潮和新文化的纲领：亦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在四大步骤中，“输入学理”便是要靠翻译引进异域（当时主要指西方）的文化和哲学理论，目的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创造出经过改造的中国文明，亦即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按照胡适当时的理解，输入学理的重要性，在于在认识和接受这些理论的同时，反省、更新自己的文化，为的是重新确定中国文化作为主体身份的价值和位置。在胡适看来，“输入学理”并非意味着为西方所同化，而是本土文化的“再生”——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逐渐地恢复自身传统的价值体系，使之适应于世界当今和未来的发展。实际上胡适的纲领除了起到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作用外，也为解决文化出路问题提供了中国的基本经验。学术的积累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历史学科，更是如此。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变通性的最终活力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创造新的思想、新的经验和新的制度。但是，当与外来者接触，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由于受到关注而被迫彼此竞争时，同样也是这些创造最为兴盛的时期。”[14]在接触和交流不再成为障碍的今天，我们希望全球史著作的出版真正能够促成中外学术领域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