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宰雨：孔子与鲁迅——人文精神的共同志向与其在现当代历史中的不同角色

    2018年6月14日下午，应我院之邀，韩国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朴宰雨（Park Jae Woo）教授在北外图书馆三层报告厅做了一场精彩的中文讲座，题为《孔子与鲁迅：人文精神的共同志向与其在现当代历史中的不同角色》。这是“全球史与中国2018”系列讲座的第10 讲( 总第58 讲)。北外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朴宰雨教授首先就个人经历介绍了自己为何投身于鲁迅、儒学研究。他于1973 年3 月进入首尔大学中文系。当时朴正熙军事政权对学生活动严厉弹压，朴教授作为一位进步青年企盼着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但当时的首尔大学中文系却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因此当他接触到鲁迅极具批判性的作品就获得了强烈的精神共鸣，此后他便浸淫于鲁迅研究，并多次参加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地鲁迅研究论坛。与儒学的缘分也从他的本科时期开始，朴教授本人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即与《史记》与《汉书》相关。
    接着，朴宰雨教授分析了当今学界儒学复兴与鲁迅研究的边缘化趋势。自三代“新儒家”学者之后，中国在80 年代掀起了“文化热”，并演变为“国学热”与“儒学热”。这次讨论本来由“民间”发起，之后政府渐渐取得主导权，如2004年起，在政府的支持下全球相继成立“孔子学院”，各种半官方性质的儒学学会也相继成立，中国领导人在正式场合的讲话中也多次提到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但在儒学复兴的同时，鲁迅研究却在日益边缘化。在文革时期，鲁迅研究一度繁荣，但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鲁迅的意义受到质疑，地位急剧下降，从神坛下降到人间，鲁迅研究的队伍大幅缩小，研究水平好像停滞不前。面对这种儒学复兴、“鲁学”式微的现状，朴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在儒学复兴成为国家意志和时代主潮的现实面前，一贯反传统、反儒学的鲁迅还有多少现实意义，鲁迅研究该从何种角度、以什么方式切入时代的命题，抑或只能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
    对此，朴教授的思考是，孔子与鲁迅的思想存在人文精神的继承性。第一，“以人为本”。在春秋战国时代“事鬼”思想肆虐的时代里，孔子却主张以人为本。而鲁迅在长期压迫人、奴化人的封建社会里，也基于人本思想，主张人性的解放、个人的独立。第二，“诚信”。“诚”与“信”是孔子与儒家人生哲学的两大支柱。鲁迅认为“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也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第三，“立人”。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有教无类”。儒家重视“独立人格”与“和而不同”。鲁迅的“立人”思想，首先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重点在现代主体思想人格的建立，但是也有继承孔子以来的传统“立人”思想的一面。 第四，“以天下为己任”。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也说：“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 20 世纪初中国处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关键期，鲁迅也抱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第五，“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处于乱世，保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与实践精神。鲁迅对孔子这方面的评价确实是肯定的。鲁迅也一辈子实践“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与战斗精神。由此可知，表面上只是批判与被批判关系的鲁迅与孔子之间实际上有很多继承性。
    朴教授也指出复兴儒学决非要把儒学原封不动地运用于当下。以鲁迅学者的眼光来看，朴教授认为鲁迅的批判性思想就是儒学转化的利器——只有在他诸多不无尖刻的批判性评价的刺激下，儒学等传统国学才有自我更新的可能。在这样的视角下，朴教授分析了当今中国儒学复兴的必然性：第一，为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需要传统儒学复活；第二点，儒学是中华文明的“根”，第三，儒学可能具备象征性地黏合中国社会经济有机体上的某种撕裂和伤痕的作用。而鲁迅研究者们面对这种现状，也存在两种态度，第一种是一如既往地抱着“鲁迅拥护的我就拥护”，“鲁迅批评的我当然批评”的态度，继续批判、抨击儒学和传统文化。第二种是谋求让鲁迅与儒学并存乃至融合的策略，如钱理群先生多种文化源流共存的观点，王富仁将关于鲁迅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归入“新国学”的观点。
    最后，朴教授这样总结鲁迅研究在当下中国对儒学复兴的意义，“否定、批判、解读，实现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自我批判性的转换，我想，这大概就是鲁迅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