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

      2018年11月21日，受北外历史学院之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进行了一场题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全球史与中国2018”系列讲座第21讲（总第69讲），同时也是对李教授的著作《文化的逃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的汇报总结。本次讲座由北外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在讲座伊始，李工真教授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在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上台以前，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并不在今天的美国，而在当时的德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步入科学和教育的辉煌时代，取代英国和法国，成为了世界科学文化中心。那时的美国，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只能算是德国的学生。

      李工真教授接着指出，1933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的上台，不仅改变了德国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德国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命运。1933年4月7日，希特勒政权通过《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所有“非雅利安血统”的公职人员。由于德国的大学教师亦属于公职人员，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也遭到驱逐，这其中有2400名科学家。尽管从比例上讲，这些科学家并不代表德语文化科学潜力的全部，但是从质量上讲，他们却代表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干部们替换掉的时候，当纳粹政权转而反对“纯粹的理论”、集中于军事工业时，也就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美国知识界的领袖们看到了通过接收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然而只有不足 1/3 的流亡科学家首先选择了美国，而绝大多数人都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他们流亡的首选国。美国的孤立主义也客观影响了流亡科学家们的选择。它不仅限制了罗斯福政府对犹太难民的接收，而且也加剧了在美国高校中蔓延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对此，美国知识界领袖组成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逐步化解了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接收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一种事关生死的威胁力。它不仅迫使美国社会开始逐步放弃孤立主义，也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当初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文化素质的知识难民潮。从德、奥两国被驱逐的约12000 多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 63% 被美国接收，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接收。在美国这个具有个人主义的成就伦理、极高的职业动员化和长久的移民传统的国度里，这些知识难民的创造力和革新力被激发出来。

       李教授接着指出，这些知识难民对美国知识界影响巨大。流亡科学家对美国整个科学体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以原子核物理学的发展为代表的“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就是鲜明例证。在人文、社会科学及其运用领域里，流亡学者的才华也同样大放异彩。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与欧洲先进趋势之间存在着典型的“文化代沟”。但10年之后，美国却在这些涌入的欧洲“先锋派”的帮助下迅速获得了巨大进步，大西洋两岸的文化发展局势已被完全颠倒。

       接着，李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接收了难民的英语国家，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成为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他认为，这既与这两个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局势相关，也与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关。20世纪30至40年代，处于欧洲战争前沿的英国，本身缺乏像美国那种不断扩张的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发展迅速、繁花似锦的高级研究中心。在文化上，英国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太强烈地感觉到有接受欧洲大陆背景的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必要性，因此不能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给流亡科学家提供更多的发展前景。而在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情况则恰恰相反。这里不仅远离战场，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的社会。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发展的上升期，因而往往能为流亡科学家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尽管也有部分欧洲知识难民流亡到其他英语国家，但他们除了能勉强维持生计外，往往无所作为。因此，美国能够对那些已经流亡到英国等国的知识难民产生出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绝大多数知识难民都在1945年后涌向了美国。

       最后，李教授对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德国的“文化清洗”是以流亡者个人的精神创伤为代价的，更是以德国丧失它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地位为代价的。对文化的态度、对科学的态度、对教育的态度、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进步、落后或反动。所有这些，都在今天成为了对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支撑点。他感叹道，奉行文化专制政策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又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怎样的利益。

      李教授语言诙谐幽默，风格激情澎湃，引得台下掌声、笑声不断。报告结束之后，台下师生踊跃提问，积极互动，在依依不舍的气氛中讲座圆满结束。

                                                                                                                         文：孟亚琪

                                                                                                                         图：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