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

作者：[ 美] 王国斌（R. Bin Wong）、罗森塔尔（Jean- Laurent Rosenthal） 出版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名：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 原作名：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译者：周琳 出版年份：2018 页数：283 定价：58 装帧：平装 ISBN：9787214222329

    《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是王国斌（R. Bin Wong, 1949—）与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 1962—）合著的一部探讨“大分流”现象的经济史著作。该书英文版于2011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8 年出版，是“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之一。王国斌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杰出教授，“加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和历史学，长期致力于运用社会科学和比较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著有《转变的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1997）等深刻影响中国史研究范式的作品。罗森塔尔是加州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首席讲座教授。著有Surviving Large Losses: Financial Crises,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s 及Priceless Market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edit in Paris, 1660—1870等多部著作。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欧洲经济史研究，两位学者打破先前“单兵作战”的传统，从不同的角度，以共同的视野，研究中西经济的“大分流”，为我们如何进行合作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自彭慕兰提出“大分流”理论以降，加州学派一直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大分流”这一理论非常精彩，但对于“大分流”发生前的研究更有价值，《大分流之外》正是分析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背后的政治逻辑。如同本书的标题“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所示，作者探讨“大分流”之前和之外的内容，首先把研究时间推到“大分流”之前的公元1000 年，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政治原因。正如作者所言，导致“大分流”的因缘，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本书是“大分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方面都超越了《大分流》。通过对“大分流”理论的修正，作者对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欧洲由于政治竞争即战争，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而中国相对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使得中国统治者既没有保护手工业者的压力，也没有产生以机器取代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带动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促使了以英国为首的欧洲率先步入工业革命，由此导致了中欧经济的“大分流”。
    全书共分七个章节，其中第一章探讨空间与政治，为后面的章节做铺垫。从欧洲和中国的政权及其迥异的地理幅员入手，分析政权空间差异如何影响欧洲和中国两个地区的统治者，进而促使他们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国家政策，而这些不同的政策又影响经济的发展。作者追溯了中华帝国相对稳固和欧洲列国长期纷争之历史因缘，展现了欧洲和中国政治规模渐呈“分流”之势，这种“分流”间接的、出人意料地给欧洲带来了优势。第二章至第六章是本书的主体，也是作者对传统观点的挑战，认为不同的制度可以实现相似的功能。因此，在作者的叙述中既没有大英雄也没有大反派，而是着力突出政治冲突的意外后果。作者围绕中欧之间的经济政治差异构建了一系列的比较分析框架，将“国家规模”作为一个因素，论证其在中国和欧洲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在第二章里，作者将历史事实与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重新审视了马尔萨斯经济学的一些观念，提出以下观点：尽管家庭结构的差异会影响要素市场的规模，但并不必然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作者认为人口变化不可能导致“大分流”。在第三章里，作者首先破除中国更依赖非正式制度而欧洲更崇尚正式制度的二分法，探讨支撑近代中欧市场交易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然后指出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制度既有相似性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源是政治规模，但这似乎也不能导致经济的分流。在第四章里，作者认为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够理解为何机械化的技术革新更有可能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在作者看来，欧亚大陆两端的政治经济结构，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各异其趣。造成中国和欧洲政治结构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战争，作者论述了战争促使欧洲的制造业向城市集中，导致了较高的资本投入以及越来越多的地区采用机器生产。而中国相对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使得制造业更钟情于农村，中国统治者没有产生以机器来代替劳动力的需求。在第五章里，作者聚焦中国和欧洲金融机制的差异，但也没有发现其差异导致中国和欧洲经济的分道扬镳，因为许多与金融发展相关的组织和制度变化，其实都是和工业革命同步发生的。与此同时，中国也存在信用市场，而且中国的信用市场由来已久并且形式多样。在第六章里，作者首先解构了“专制君主”的传统观念，通过对“专制君主”观念史的梳理，发现“专制国家”的税收一般低于“代议制”国家，“专制国家”中国的税收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作者还比较了中欧财政制度下的公共产品的投资，清代的财政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而欧洲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却相当低，大部分公共财政流向了武器，只是意外地促进了技术的变革。作者在第七章时才提出对于欧洲和中国“国家规模”差异的解释：从公元1000 年开始，中国和欧洲的政治逻辑就已经大异其趣，至13 世纪，中欧政治分流最终完成。在这一章中，作者在对比了中欧政治经济状况后指出，中国的政治经济比欧洲的政治经济更有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行政官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更成功。政治结构都影响经济发展，但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可能是被错误地估计了，欧洲的政治变迁只是偶然地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
    本书在内容上主要有五大特色。第一，主张打破学科之间的隔阂与界限。作者把经济理论与历史专业知识结合，配合运用多种经济理论，如价格理论、政治经济理论等，诠释了工业革命这一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作者首先从要素价格开始，得出导致这些要素价格差异的背后是一些政治架构。最重要的是，与欧洲相比，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外，其背后可能有更深层的制度与历史原因。第二，长时段历史观。在研究长时段的变迁时，应该尽可能地超越“国际”和“国内”的二元思维，突破一些专家的简单化推论。在理解18 世纪英国技术变迁的时候，绝不能忽略欧洲历史的长远背景。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其实只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历史过程是发生在整个欧洲，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一隅。最早在意大利，然后在6 个世纪的时间里扩展到德国的部分地区和低地国家，最后在英国修成了工业革命的正果。反观中国，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善于从前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作者把中国从秦至元的历史，视为中华帝国在统治技术方面的一个漫长的学习和调适期。第三，中国经济史和欧洲经济史的比较研究。运用比较的视角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比较经济史的维度，利用一些小而精的经济学理论，将政治视为解释经济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作者分析了中华帝国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农业是经济的重心，因此没有搭上工业革命的快车。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战乱纷起、经济残破，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人们亟需去改变这种状况，对新生事物——资本主义萌芽倍加珍惜和呵护。战争对制造业的布局至关重要，它使得欧洲的制造业更加城市化。而战争带来的竞争机制，是政府对于武器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技术的变革。即使是与战争无关的领域，也因此受益。当然这并不是客观规律，只有那些不至于起到适得其反作用的政治竞争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第四，深厚的现实主义关怀。作者认为历史研究不仅是为了阐释过去也是为了展望未来。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解释不仅应该清晰地呈现过去发生了什么，更应该向人们昭示未来的种种可能性。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飞速发展的中国乡镇企业所依赖的非正式制度，其实根植于中国漫长而厚重的历史。作者大胆预测，到2050 年，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差异比今天更小。第五，批判欧美优越论，不再沉溺于探讨所谓的“欧洲奇迹”和欧洲特殊性。欧美的学者往往用他们的一孔之见，批判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制度，这样的取向必然会使研究者误入歧途。作者尝试进行“互反比较”，铲除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比较方法。反对诺斯的“制度决定经济论”，认为许多不同的制度可以实现相似的功能，要使一个社会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并不需要彻头彻尾的重塑，只要改变那些桎梏着经济发展的政治机制即可。本书反对传统观念，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并不落后于欧洲的代议制，工业革命前中国的财政制度比欧洲的更优越，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不是落后才挨打，而是因为挨打了才落后。欧洲统治者的行为从未达到“仁政”的标准，而公元1800 年以前的清代中国基本上达到了“仁政均衡”。
    几点小小的瑕疵主要是翻译和编辑方面。一个最大的缺憾是中译本把英文版的图片删掉了，个人觉得图片蕴藏的信息和知识量非常大，而且给读者以非常直观立体的呈现。二是一些标点符号的使用略带困惑，比如一些不是问句的地方使用了问号，还有一些地方晦涩难懂，如“更晚近的”让人有点困惑。另外，编辑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漏掉了一些很明显的词语，期待再版时修正过来。当然，中文版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译者翻译了参考书目，给很多中文读者提供了便利。

（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