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和团运动源流的几种看法

文◎全球史研究院16 级博士生 王嫣婕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它非比寻常的斗争历程和复杂的历史地位，使得中国与西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立场的学者从众多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建国以来对义和团运动的争论众说纷纭，主要集中在义和团的源流、性质和作用上，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的源流。弄清其源流，将有助于对整个义和团运动史的梳理和厘清该运动的性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源流，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白莲教说

    建国以来，义和团源自白莲教是流传甚广的观点，其依据来源于1899 年吴桥县令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门源流考》，“按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实乃离卦教之子孙徒党”。劳乃宣在文中引用了嘉庆十三年七月戊寅上谕1，“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等一带地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乡曲， 欺压良善。” 劳乃宣引用那彦成奏疏2，“教名虽别， 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徒党”，认为义和拳源自白莲教， 因此是邪教，强烈主张采用剿灭手段。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55）、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63）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力图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应用于史学研究，他们认为义和团是以练习拳棒著称，19 世纪初在山东、河南、直隶等地从事反清活动，后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组织，揭露并批判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义和团运动的渲染和污蔑。

    翦伯赞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示，“义和团是从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发展而来的”3，在组织上继承了八卦教的形式，“按照八卦来编制其队伍”。廖一中等在《义和团运动史》（1980）中指出，“义和拳是旧式农民起义的许多秘密结社的一种，它是白莲教的一个派别”。

    1980 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学界掀起了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这段时期修订了大量的史料， 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此时学界关于义和团源流的看法比较一致，即脱胎于宗教的农民组织。金家瑞在《义和团史话》（1980）扉页中引用毛泽东语录，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4。《义和团史话》认为，义和团是农民“长期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结社”、是“江湖游民和劳动人民的互助团体”，同时也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支派之一

二、民团起源说

    1927 年，施达格（George Nye.Steiger）根据当时中西外交档案、传教士报告、联军将官笔记等材料，出版了《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一书，对义和团的源流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 即民团起源说。他认为，义和团并非是由秘密宗教发展而来的，“组成义和团的分子就是当时北方数省的民团”，后来在民团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大刀会和其他秘密会社等。1934 年吴宣易将该书中的第七至十三章译为《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施达格的民团起源说传到国内，但是由于“中外文资料语义上的差别”5 和资料的不完整，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1963 年，台湾学者戴玄之著书《义和团研究》， 他的主要观点是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而是起源自咸、同年间的乡团，“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而成的村民自卫组织。拳变时期的义和拳是由光绪十三年（1887）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演变而来，逐渐发展成为仇教团体，后又变为扶清灭洋组织。他所依据的史料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据称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 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

    当时直隶山东各地民众“自为团练”的现象十分普遍，都是没有被当局认可的私团。1866 年直隶威县地方政府在对抗捻军时出现了一个名叫“义和团”的乡团，冯士钵认为，由于威县的梅花拳师赵三多的徒弟有不少团丁，从而使赵在1898 年民教冲突激化时采用义和团的名字代替梅花拳。但是义和团是否就是梅花拳的继承和发展，尚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证明。

    吴玉章也在《辛亥革命》中提到“清朝统治者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作为官办的团练。”6 他还从义和团的分裂和瓦解入手证实义和团由乡团发展为官团，八国联军和清廷联合绞杀义和团，义和团的组织撤坛解散，“北京陷，奉旨撤团，苏桥先撤，改团为勇”7，恢复为义和拳。但是陈贵宗在《义和拳·民团·义和团》（1982）中否定了吴玉章的说法，认为虽然有招安，但是民团主要与清朝官府处于对立的地位。

三、民间文化起源说

    美国学者周锡瑞借助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提出了义和团起源于民间文化和民俗的观点。周锡瑞认为， 研究义和团的起源，首先要研究义和团发生地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深入分析其发生的社会背景。他提出，义和团运动是鲁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也是该地区民间文化的产物。尤其是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仪式和降神附体与华北农民的思想相吻合，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核心作用。

    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对周锡瑞的观点表示支持。义和团将两种颇有影响的民间习俗合二为一： 刀枪不入的理念和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理念主要来源于1895 年成立在鲁西南、河南、江苏交界的大刀会，大刀会是为了保护财产而武装起来的、非官方的地方武装，常举行集会，采取唱大戏的方式， 招募成员。练金钟罩，硬气功，伴随念咒吞符的举动，相信只要正确地使出来，就能刀枪不入。降神附体主要来源于19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鲁西北地区的神拳。早期的神拳首领是朱红灯，一边行医救人， 一边练拳健身。神拳常常公开练拳并有一定的宗教仪式，比如念咒、吞符、请神，目的在于获得神助，替人治病。1899 年卷入民教冲突后，降神的目的变为刀枪不入。

    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2012）中提到，义和团发生在山东，是“民教冲突的延续”，是天主教义和中国民间习俗及地域性风俗的矛盾，尤其是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多元信仰和一神信仰之间的冲突十分严重。

    周锡瑞认为，义和团是糅合秘密宗教、练武习拳、巫术、社戏等形成的民间团体，正是因为华北地区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的影响，容易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所以这场运动才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华北大部分地区。

四、多源说

    程歗在《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2000）中总结了建国以来对义和团起源的研究，并提出了由“源流”向“起源”转变的社会语境。他认为，“义和团不仅是带有不同地区特色的多种民间组织的总汇合，而且在某一特定地区（如直、东交界），也是当地的多层组织和多种文化因素撞击交融的结果”，程歗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以士绅、商人、体制内外的民间组织领袖及各村镇能人为代表的“社区精英群”，这个精英群在促使义和团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失为进一步勾画义和团起源的一个“衔接点”，他断言义和团并非既往的某一种社会组织的直线延续，那些在变动了晚清政治秩序中参与反洋教的乡土社会的精英群是“联系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和义和团之间的中介”。“他们的联合和行动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并经由复杂的互动，共同缔造了义和团的起源。

    对于义和团的源流，除了以上四种看法，还有民间习武团体说等，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义和团是“民间习武的结社与白莲教相结合的组织”，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指出“义和团是以民间流行的操演拳术的结社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由于这种观点近乎于源自白莲教说，因此在本文中并未独成一类。

    义和拳源流众多，却并不是全部同流，没有统一的组织，制度松散，在政治上宗旨不同，有的反清复明，有的扶洋灭清；在行动上则各行其是，团与团之间相互仇杀。因此要研究义和团的源流问题， 就要理清地域源流、时间源流、宗教源流，还要理清“团”与“拳”称呼源流。目前学界关于义和团源流的看法百家争鸣，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多源说，义和团的形成既有特殊的地区性，又是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秘密宗教、乡团、农民、清政府等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参考书目

《历史三调》，柯文著，杜继东译，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 1995，江苏人民出版社

《义和团研究》，戴玄之著，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

《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佐藤公彦著，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 1984，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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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仁宗圣训》，卷九十九。

2 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直隶总督那文毅公彦成奏疏，汇报嘉庆十八年天理教之乱后对“邪教”的查禁成果。

3 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历史教学》1958 年第11 期。

4 出自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送审稿上的批语，《义和团运动》扉页语录全文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地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住过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群众废弃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5 耿向阳，《西方义和团研究述评》，山东大学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6 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46 页。

7 《霸县志》，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