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作者:[ 美]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出版社: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书名: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原作名:Civil Wars:A History in Ideas
译者:邬娟、伍璇
出版年份:2018
页数:248
定价:58
装帧:精装
ISBN:9787508688671

 

    墨子主张“非攻”,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英国有句谚语,“战争一开始,地狱便打开”,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说,“战争的形象,是流血、痛苦和死亡”(《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争就是地狱,而唯一比战争更糟糕的是内战(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邬娟,伍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9 页,以下如未注明皆为该书页码)。因为“与外国人的战争会激发一个国家最好的最崇高的精神品质,而内战,只会激发出人性中的卑鄙与丑恶”(爱尔兰内战前夕,一位牧师如是说),“没有任何一支来自外国的剑可以刺得这么深,只有本国臣民的双手才可以造成如此深的创伤”(诗人卢坎)。
    从1648 年到1945 年,这300 年构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代。过去的60 年,则是一个国家内部战争的时代。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冲突方式最显著的变化。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自1945 年后世界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但局部地区的冲突与动荡此起彼伏,后冷战时代内战的爆发呈现出极其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世界各地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黑暗阴影之下,大国博弈日趋升级,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和认识内战的内涵与意义。
    《内战;观念中的历史》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1965—)继《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之后写的一部续篇,在研究完国家创建(state making)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家分裂(state breaking)的历史,考察从古罗马至今两千多年来国家分裂的思想史。这两部书涵盖的时段分别是从数百年到上千年,也表明史学当中出现了“长时段回归”的大趋势,这一回顾是对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出现的大多数史学作品视野狭小、时段局促——从五年至五十年不等的一种反动。



    很多人认为内战缺乏系统的理论,也似乎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目前也尚未出现一部以“论内战”为标题的巨著,使其可以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 的《战争论》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论革命》相媲美。而作者阿米蒂奇认为,内战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法解释的。其目标不在于挖掘、整理出内战的历史,而更在于指出,在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内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8-12 页)。在作者选取的跨度2000 年的三个时间点——地中海时期、欧罗巴时期和全球化时期中,围绕内战的概念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从古希腊人将有血缘和亲属关系的城邦之间的内讧或分裂到罗马人认为内战即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战争,从欧洲诸国将内战视为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到革命与内战的认识区分,从利伯(Francis Lieber, 1800—1872)对内战传统和更新的定义到对伊拉克战争是否为内战的定义,每一次转变都基于历史的底色加深了对内战的认识和思考,最终发现所有试图精确定义内战的尝试都注定失败,也注定只能提供虚幻的认识。原因在于内战在实质上是不同观点相互较量的概念集合。内战可以被解释并不意味着可以被定义。到了20 世纪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及内战的本身在其形式上正在变得更具跨国性,其影响也更具全球性。“全球内战”不仅是冷战后的结果,也用于表示跨国界的恐怖主义者反对国际行动者的斗争,同时还用于暗示一种对立各方之间的肆意斗争,不受任何传统战争形势所制约。这种被后来的世界主义者在共情和视野方面拓宽和强化的“全球的”内战的说法其实是源自罗马长期存在的内战观念的强化版(230 页)。作者由此将内战的产生、发展与演化的过程以一条红线贯穿全书。


    本书的亮点在于系统阐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内战与君主制、共和制的认识以及内战与革命的区别与联系。在地中海时代,内战被认为是政体的一种顽症,它只有一种治愈方法:恢复君主制或推行皇帝制。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诞生结束了这个故事。“由此,罗马的政体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最终实现了统一和元首制”(阿庇安)。这让我想起了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征战的时期,对于周朝而言可以理解为内乱,而最终结束诸侯纷争的方式或者说结果是秦朝的统一,帝制的建立,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体现。而到了近代早期岔路口的17 世纪,又出现了共和制和君主制对内战的影响的论战:共和主义思想家阿尔杰·西德尼(Algernon Sydney, 1622— 1683)在《论政府》中写道:“所有的君主制国家都受到内战的折磨”,“但是共和制国家没有那么多内战的困扰。相较于君主制,共和制政府不易受内部混乱的影响;越能巧妙地管理内乱,就越容易恢复”。在他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主制下的继承人和继承权存在着破坏性分歧,而非君主制度没有受到这种困扰。例如,在法国,王位继承权引起了“多次革命”,就像在罗马一样,“一场内战的结束是另一场内战的开始”(117 页)。这一点依然可以从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兴衰更替中找到印证,但很遗憾书中并没有做出阐述,作者更多是以西方视角论述和看待内战,对东方及中国战争问题只寥寥数笔提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明朝的灭亡。
    而到了18 世纪,内战与革命成为讨论的焦点。二者的区分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础前提。传统观点认为,革命有着崇高的理想,抱有变革的希望,是人类精神的实现和进步,而内战却是带着卑鄙动机的无意义暴力。革命“作为与内战对立的概念”出现于18 世纪,在18 世纪初这两种表达“不可互换,但并不排斥”。16、17 世纪的欧洲已经被内战折磨至深,因此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期望能够远离内战,避开内战,进而使用“革命”这样一个在当时的认知范畴中看起来最先进、最有益的转变的代名词。甚至在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和让· 勒朗· 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所编辑的《百科全书》中都没有收录“内战”这一词条。作者认为,“至少在共产主义视野在东欧和苏联受挫之后开始,当我们看待革命的时候,越来越无法忽视与之相随的巨大暴力和灾难。在1989 年之后,对于高尚革命的研究急剧下降,而关于野蛮内战的研究却呈现繁荣之势”,如果仅以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似乎不足以贬低革命的价值,因为革命的概念并不专属于共产主义。接着作者提出:“伟大的现代革命的核心是内战”(123 页)。作者阐述了革命由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且不受人控制的变成了自觉的、有计划的和可以重复发生的行为。革命不可避免的变得政治化,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暴力就是合法的,并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进行论证。“综观整个情势,法国大革命应算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令人惊诧的事件。本该是最美好的事情,却来自最奇怪而荒谬的方式,以最奇怪而荒谬的形态存在,同时也出自最为可鄙的工具。在这场充满了轻率与凶残的混乱中,一切都是那样不合常理,所有的罪恶及愚昧的行径都汇集在一起。在这场畸形的悲喜剧中,最对立的情感竟是相互承袭,有时甚至会混为一谈:轻视与愤怒交替,欢笑与泪水混合,嘲笑与恐怖相伴。”在批判法国大革命的同时, 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 无比推崇英国“光荣革命”,并视“光荣革命”为内战,在他看来内战是唯一正义的战争。只有对于将战争视为必要的人们,战争才是正义的(Justa bella quibus necessaria),而这句话来自李维(Titus Livius, 公元前59—公元17)《罗马史》的著名争论。伯克相信,所有的国家都感到不安,因为一开始的革命已经突变成了内战,这场内战一开始是限于法国国内,可是很快整个欧洲人民都卷入其中。换句话说,伯克认为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都属于内战。笔者认为,对于这一观点的论述还可以更加明晰一些,其中涉及到如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国家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方式甚至主体都不尽相同。“革命”一词如同“内战”一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因此,如果想要更好的区分革命与内战还需要厘清革命的概念。
    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革命和内战产生的源头和使用轨迹。从俄语国家语料库中可以看到“革命”和“内战”(俄语中“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一词来自德语,德语又翻译自罗曼语和英语)两个词条从1800—2018 年的使用动态。

“革命”词条使用情况

“内战”词条使用情况

 

    在俄语的语境下,可以看出“革命”一词只在1920 年出现一个峰值,之后一直很少被使用。而“内战”一词则在1917 年之后一直处于高频使用状态。由于2013 年发生的克里米亚事件,俄乌关系紧张,正值此时“内战”一词被高频使用。“社会主义并不能消除战争,它的胜利也不是一瞬间发生的,或者是普及全球的。要击败资本主义需要很多次斗争。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无法脱离战争的范围之前,它将会与内战联系在一起”(列宁)。回顾俄国革命,约瑟夫·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8—1953) 也会同意列宁(Ле́нин,1870—1924)的分析:“无产阶级在1917 年获得政权的方式,是内战”。相应的我们或许可以从各个不同语种入手查找两词的使用动态,语言是我们建构世界的方式,语言甚至被当作武器来使用。一个词汇的使用频次折射出当时社会对该语义范畴的认知度和接受力,“革命”一词的日渐淡化,从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心理和历史观念选择的结果。作者在第四章结尾得出的观点指出,“革命只是内战这个‘属’下面的一个‘种’”。


    此外,作者在长时段的时间跨度中将世界主要文化的暴力传统分为四种:第一个是希腊的“党争”(stasis),它和派系斗争、不和以及内部纷争相联系。第二个传统就是罗马关于“内战”(bellum civile)这个表述的形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等语言表达内战的词语都是罗马语的仿照,并拥有共同的词根“公民”。第三个传统来自阿拉伯世界,叫做伊斯兰内战(fitna),是指各种无政府状态、混乱、分歧、党派分裂,尤其是指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旨的根本分歧。最后,作者提到,中文也有“内战”的概念,即“内部战争”。作者表示,由于时间跨度长,试图将任何其他概念与这些传统相比较都成为不可能。作者选择通过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以及全世界的律师、学者和知识分子对西方内战概念的运用,塑造了全球关于内战的讨论。虽然这一角度更多的是从现代西方建制来塑造内战观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作者能够从长时段跨区域的视角进行分析,实属不易。每一个章节环环紧扣,并按照时间顺序旁征博引、有序铺陈,向读者展现了“内战”作为一种观念演变发展的历史画卷。

                                                                                                    (周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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